铜车马博物馆诞生记
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需要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考古发掘,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张占民特别介绍了两类考古项目的审批权限。“属于一般考古项目,由国家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共同审核,审核后由国家文物局签发考古发掘执照。凡属重点考古发掘项目,审批权集中到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秦始皇陵无疑属于重点发掘项目,按程序先由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上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审核,上报国务院批准。承担考古项目的发掘单位取得考古发掘执照后方可破土挖掘。”张占民解释说,如果没有取得发掘执照便组织考古发掘,就属于违法行为。
有资料显示,铜车马发现于1978年。张占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铜车马坑的发掘是1980年11月3日正式开始的,那时候叫试掘。尽管在此之前,秦俑考古队在该区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通过钻探对陪葬坑的形制、隔梁的分布等情况基本掌握,甚至还出土了木车马的金银构件,但坑里埋的什么东西还是不清楚。当年参加铜车马修复工作、并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陈梦东在《秦陵二号铜车马》专辑的修复后记中这样写道,“铜车马坑是1978年秦俑考古队钻探发现的。”这里说得很清楚,是“铜车马坑”,而不是“铜车马”。
“发现铜车马以后,考古人员还在坑里施工、清理时,就有当地村民用红绳子把发掘现场围起来开始收费,交五毛钱或者一块钱就可以进去参观。这件事情当时还上了报纸,不明真相的读者批评考古工作者用国宝谋利,甚至上级领导找相关负责人谈话,追查责任。其实跟考古人员没有任何关系,是村民自己搞的。”多年后,张占民谈起当时的许多“花絮”,仍记忆犹新。
张占民还告诉记者,当时的临潼县希望把铜车马留在当地,由临潼县文化部门保管和研究。因为秦始皇陵当时由临潼县负责保护管理,铜车马是在秦陵封土边上发现的,不像兵马俑那样是在秦陵保护范围以外发现的,理应由临潼地方政府保护。但是,铜车马的发现受到中央和陕西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轶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廷芳等专程来到发掘现场指导工作。孙轶青和王廷芳回京后就铜车马提取、保护、修复等问题向中宣部写了专题报告。中宣部很快作了批示,其中提到将铜车马“移至秦俑博物馆修复展出”。
考古显示,位于秦陵西侧的这个区域为一组大型车马陪葬坑,该陪葬坑平面呈“巾”字形,长宽各55米。其中,埋藏两乘铜车马的土坑为长方形,长11.8米,宽3.1米。坑底距现地表7.8米。该坑未遭人为破坏,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被放置在一个木椁中,马头朝西。由于木椁腐朽,坑顶塌陷,出土时铜车被压碎,马腿被压断,彩绘剥落严重,但各部件的位置基本未变。研究人员将两乘铜车马由前向后依次编为一号和二号。经考证,一号铜车马为史书记载的“立车”或“高车”,二号铜车马为“安车”。两乘铜车马皆为双轮、单辕、四马系驾,并各有一御官俑,其大小约为实物的二分之一。
“当时正下着雪,天寒地冻,参观者人流如潮,这对文物的安全和清理工作十分不利。经报国家批准后,我们把铜车马按照出土原状移至秦俑馆的修复室内进行清理和修复。”秦俑馆首任馆长袁仲一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铜车马坑试掘前的复探工作只用了八天时间,从试掘到两乘大型铜车马完全显露出来,刚好一个月。据张占民介绍,当时秦俑考古队队长为杭德洲,铜车马坑的试掘由袁仲一、程学华等负责,铜车马的提取工作主要由柴中言(时任秦俑考古队副队长)和吴永琪(后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首任院长)负责。
为了尽快将铜车马一次性提取,并且确保铜车马所有文物的绝对安全,铜车马提取采用了整体提取的方法,据说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第一次采用这种方法。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同时避免因围观引起交通堵塞,提取施工是在晚上进行的。为了确保起吊的成功与安全,又向当地驻军单位求助,部队不仅派出吊车、汽车,还派来了战士保卫安全。
1980年12月28日,在多方配合下,两乘铜车马起吊成功,安全运至秦俑馆。整个发掘工作仅用了50余天。
震惊世界
据陈梦东、袁仲一等人介绍,铜车马提取出坑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整修复原。陕西省委、省政府对整修复原工作十分重视,多次指示“要保证质量,恢复原貌”,还通知有关单位要大力协助。国家文物局和中央文博单位也多次听取汇报并派员指导工作。为了使修复工作保证质量,在修复前作了充分准备和试验工作。1981年初至同年年底,秦俑考古队和秦俑馆先后派出人员到西安、上海、苏州、北京等地向大学、科研单位、文物单位、工厂等三十多个单位的学者、专家、教授、老修复工人请教和研究讨论修复办法。回来后进行模拟试验和提出修复方案,然后将试验情况和方案向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汇报。
为了使修复方案更全面,更切合实际,1982年1月
有资料显示,铜车马发现于1978年。张占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铜车马坑的发掘是1980年11月3日正式开始的,那时候叫试掘。尽管在此之前,秦俑考古队在该区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通过钻探对陪葬坑的形制、隔梁的分布等情况基本掌握,甚至还出土了木车马的金银构件,但坑里埋的什么东西还是不清楚。当年参加铜车马修复工作、并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陈梦东在《秦陵二号铜车马》专辑的修复后记中这样写道,“铜车马坑是1978年秦俑考古队钻探发现的。”这里说得很清楚,是“铜车马坑”,而不是“铜车马”。
“发现铜车马以后,考古人员还在坑里施工、清理时,就有当地村民用红绳子把发掘现场围起来开始收费,交五毛钱或者一块钱就可以进去参观。这件事情当时还上了报纸,不明真相的读者批评考古工作者用国宝谋利,甚至上级领导找相关负责人谈话,追查责任。其实跟考古人员没有任何关系,是村民自己搞的。”多年后,张占民谈起当时的许多“花絮”,仍记忆犹新。
张占民还告诉记者,当时的临潼县希望把铜车马留在当地,由临潼县文化部门保管和研究。因为秦始皇陵当时由临潼县负责保护管理,铜车马是在秦陵封土边上发现的,不像兵马俑那样是在秦陵保护范围以外发现的,理应由临潼地方政府保护。但是,铜车马的发现受到中央和陕西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轶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廷芳等专程来到发掘现场指导工作。孙轶青和王廷芳回京后就铜车马提取、保护、修复等问题向中宣部写了专题报告。中宣部很快作了批示,其中提到将铜车马“移至秦俑博物馆修复展出”。
考古显示,位于秦陵西侧的这个区域为一组大型车马陪葬坑,该陪葬坑平面呈“巾”字形,长宽各55米。其中,埋藏两乘铜车马的土坑为长方形,长11.8米,宽3.1米。坑底距现地表7.8米。该坑未遭人为破坏,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被放置在一个木椁中,马头朝西。由于木椁腐朽,坑顶塌陷,出土时铜车被压碎,马腿被压断,彩绘剥落严重,但各部件的位置基本未变。研究人员将两乘铜车马由前向后依次编为一号和二号。经考证,一号铜车马为史书记载的“立车”或“高车”,二号铜车马为“安车”。两乘铜车马皆为双轮、单辕、四马系驾,并各有一御官俑,其大小约为实物的二分之一。
“当时正下着雪,天寒地冻,参观者人流如潮,这对文物的安全和清理工作十分不利。经报国家批准后,我们把铜车马按照出土原状移至秦俑馆的修复室内进行清理和修复。”秦俑馆首任馆长袁仲一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铜车马坑试掘前的复探工作只用了八天时间,从试掘到两乘大型铜车马完全显露出来,刚好一个月。据张占民介绍,当时秦俑考古队队长为杭德洲,铜车马坑的试掘由袁仲一、程学华等负责,铜车马的提取工作主要由柴中言(时任秦俑考古队副队长)和吴永琪(后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首任院长)负责。
为了尽快将铜车马一次性提取,并且确保铜车马所有文物的绝对安全,铜车马提取采用了整体提取的方法,据说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第一次采用这种方法。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同时避免因围观引起交通堵塞,提取施工是在晚上进行的。为了确保起吊的成功与安全,又向当地驻军单位求助,部队不仅派出吊车、汽车,还派来了战士保卫安全。
1980年12月28日,在多方配合下,两乘铜车马起吊成功,安全运至秦俑馆。整个发掘工作仅用了50余天。
震惊世界
据陈梦东、袁仲一等人介绍,铜车马提取出坑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整修复原。陕西省委、省政府对整修复原工作十分重视,多次指示“要保证质量,恢复原貌”,还通知有关单位要大力协助。国家文物局和中央文博单位也多次听取汇报并派员指导工作。为了使修复工作保证质量,在修复前作了充分准备和试验工作。1981年初至同年年底,秦俑考古队和秦俑馆先后派出人员到西安、上海、苏州、北京等地向大学、科研单位、文物单位、工厂等三十多个单位的学者、专家、教授、老修复工人请教和研究讨论修复办法。回来后进行模拟试验和提出修复方案,然后将试验情况和方案向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汇报。
为了使修复方案更全面,更切合实际,198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