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下迸发了巨大的创作激情，在承接经典西部片美学旨趣的基础上，在题材内容、主题内涵、形式风格以及现实观照等方面都进一步呈现出新的面貌。包括在“人民性”“现代性”等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方面，在生态问题的书写、新乡土叙事的探索、西部儿童题材的拓展方面，以及对电影视听本体的持续探索创新等领域获得了诸多丰硕成果，成为中国地缘电影、区域电影创作和研究中的突出现象，也极大程度地强化了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地域性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①一方面，产业的不断增长与行业的细化与完善，使得新时代以来的西部电影创作主体呈现“跨域合作”的特征。与过去的中国西部电影那种由西部电影人主动进行的“祛魅”式创作相比，当下的“新西部”成为一种公共性、行业性的创作资源，创作人员全行业、全地域流动与竞争。另一方面，青年电影人崛起，尤其是学院派青年电影人长期接受经典电影和艺术理论的训练，他们更善于在新西部电影的创作中发挥艺术的想象并进行创造性表达，使西部电影在新时代的银幕上呈现出一种严肃而并不沉重、鲜活而并不滥情的艺术质感。
　　第一，新时代新西部电影中的“人民性”探索和表达。“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①“人民性” 在新西部电影《柳青》《李保国》《十八洞村》《无翅飞翔》等影片中得到深刻体现。陕西本土导演田波执导的电影《柳青》再现了柳青扎根基层、深入人民、潜心创作的全过程。影片秉承新西部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质，以动态的眼光认识历史与现实生活，在时空的流转中挖掘人性的真善美，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同时，影片从细微处发力，将柳青的生命感知、理想信念、心灵感悟与时代进程及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以小人物的生命经验与情感体验赢得观众情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达到一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表达效果。
　　第二，持续反思中国西部地域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困境，彰显中国西部电影现实主义的人文力量。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发展阶段并存，尤其对中国广阔的西部地域来说，“现代性”的转型阵痛、文明冲突等问题依然存在并成为西部地区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性话题。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新西部电影创作的庞大作品序列中，一系列关注传统社会转型的作品延续了新时期西部电影的创作脉络。《塔洛》《百鸟朝凤》《米花之味》《气球》《拨浪鼓咚咚响》《一个勺子》等作品真真切切关注西部乡村世界在社会变革、历史转型和文明进步过程中的现实社会生活文化及民族心理，创作视野和艺术手法令观众耳目一新。传统道德秩序的瓦解和信仰危机、新型现代伦理观念与保守思想的冲突、典型情感关系的挖掘呈现等突出的命题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第三，以“儿童本位”为表达核心，书写儿童电影的西部情怀，推进和丰富了中国西部电影对教育问题的影像呈现和思考。在新西部电影创作历程中，关注教育、关注儿童的电影作品《美丽的大脚》《天那边》等得到社会关注，以强烈纪实手法反映了西部教育的现状，表现了扎根西部的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和理想的坚守。步入新时代，《树上有个好地方》《闪亮的军号》《爷爷的牛背梁》《远山花开》等西部儿童电影坚守“儿童本位”，站在儿童的角度，用儿童的视角和心理，向成人世界争取被尊重的权利，希望成人世界看到儿童的精神需求。从书写乡村教师奉献精神转向关注儿童教育和父子代际冲突，新西部电影在更为细微的情感脉络之中反思乡村教育与少年成长。
　　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西部电影新发展与新实践的文化之本和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②历经党和人民数十年的团结奋斗，中国又历史性地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这些宏大的时代因素，成为新时代新西部电影创作的总体社会背景，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艺所必须回应的历史现实。新时代以来中国西部电影自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自觉观照西部现实和人民的物质精神变迁，主动肩负起书写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的历史使命，为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价值参照。
　　第一，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共识，强化中国电影的“共同体”美学意识，彰显中国的生态立场和人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