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活动的准备工作完成难度和复杂度都大大增加。
　　现有的社会治理制度未考虑到高校志愿服务的特殊性和需求，使得社区治理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新型的高校志愿服务工作方式。数字化赋能虽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水平，但由于高校志愿活动缺乏明确的工作机制，导致其在优化组织结构、扩大志愿组织的覆盖范围以及工作范围方面存在不足，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广度和深度尚需进一步拓展。在连接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整合资源等社区治理的应用层面，也显现出明显的不足。缺乏目标明确、权责清晰、运行有序的工作机制，限制了数字化志愿服务在赋能社区治理的范围和方式上的应用。
　　另外，不同高校之间在数字时代尝试开展联合志愿服务项目时，合作程序繁琐，例如，在数据共享方面由于各高校使用不同的志愿服务管理系统，整合志愿者信息、服务数据困难重重。在项目策划阶段，校际沟通协调成本高，往往因决策程序不同、责任划分不明等问题，导致项目推进缓慢。高校与社会组织、企业在数字志愿服务项目上的合作程序也不完善，在与企业合作利用其数字技术平台拓展志愿服务领域时，可能因双方在数据所有权、使用权限以及项目盈利分配等问题上未明确规定，产生合作纠纷。最后，高校与社会组织在联合开展线上线下融合的志愿服务时，还可能因双方对数字工具的使用习惯不同、活动组织流程差异等，影响最终合作效果。
　　（三）数字鸿沟加深与公共精神缺失
　　社区居民群体存在年龄、学历、职业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在数字技能和信息获取能力上存在差距，使得部分弱势群体出现“数字鸿沟”。例如，老年群体在数字素养和技能方面相对较弱，若是单靠信息技术，高校志愿服务对于老年群体覆盖率不高，同时复杂的操作界面显著降低了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积极性，加剧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数字鸿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志愿服务作用的发挥。
　　数字鸿沟的问题在疫情期间的志愿活动也较为明显：在疫情初期，X高校蒲公英志愿服务组织计划招募志愿者协助社区进行防疫宣传和物资分发，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在线信息发布平台，受疫情影响又无法线下发布志愿活动的通知，致使很多学生未能及时获取招募信息，志愿者招募进度缓慢，部分热心公益的学生因不熟悉在线报名流程，错过了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出现了“一面缺人，一面又招不到人”的怪象。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反映出数字鸿沟对志愿服务参与的消极影响，限制了志愿活动的快速响应能力。当学校的志愿服务组织在统一开展线上疫情防控培训时，由于缺乏数字化的培训资源和平台，只能通过微信群进行简单的文字和图片教学。这种培训方式效果有限，导致部分志愿者在实地服务时难以胜任相关工作。并且，由于缺乏数字化的资源管理系统，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在分配防疫物资时出现了分配不均、资源浪费的情况。一些急需物资的社区未能及时得到支援，而一些社区则物资过剩，致使社会对志愿服务活动者的信任大大下降，而志愿者的工作效率也大大降低。
　　此外，数字技术的普及以及带来的个性化消费和泛娱乐化趋势，导致个人主义倾向的增强，加之个人利益呈现多元化多样化分化趋势，个体更加关注个人而非集体层面的价值诉求，因而社区治理和高校志愿服务都面临着参与不足的挑战。数字技术本身亦带有意识形态特性，这使得高校志愿服务者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一些不当言论和错误思潮通过数字平台传播，会侵蚀社区的公共价值观、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构成挑战。同时，许多高校志愿服务组织仅将数字技术视为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忽略了其在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的作用。因此，在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大多数居民未能充分有效利用线上志愿活动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不利于凝聚共识。
　　数字时代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在对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在数字化建设存在的不足进行全景展现和理论分析之后，如何构建优化数字时代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的现实路径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命题。在本部分，我们依旧借鉴TOE框架内容，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一）不断优化智能化共建共治平台
　　针对以上问题，高校应重视志愿服务云平台建设，提升其运营能力和功能载体，强化其与社区合作的深度和能力，同时需要不断迭代更新云平台，更加适配社区端口和标准。首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丰富高校志愿云服务在社区治理的应用场景，升级信息管理等功能模块。其次，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构建数据安全盾。明确社区、学校等主体在数据采集、使用和开发中的权责关系和义务，保护居民和学生的隐私权及心理需求。强化数据监管和保密措施，完善大数据安全体系，并加强外部监督，确保数据安全性和实效性。有效提升公众对数据处理活动的信任度，同时促进高校与社区在数据驱动下的协同治理能力。最后，培育多元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