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改革精神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级保护动物24种，鱼类40种。[5]这些种类数量和内地一些地区比，可能不算多，但是这些物种大多都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所以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三江源具有重要的全球价值。
在文化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事实上，三江源本身就因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而令世人瞩目。赫赫我祖，来自昆仑。这里诞生了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瑶池相会等上古昆仑神话。在中国目前的民族构成中，包括汉族在内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民族的原始神话传说、文化传承和昆仑文化有关。历史学家早已证明，羌族、纳西族、普米族、景颇族、彝族包括现代缅甸人等民族，都是西北古羌人从河湟地区沿着三江并流的走廊南迁形成的。中华民国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先生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从青海的山脉、水源清楚知道，中国文化发祥地不在别处，就在青海高原。20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罗家伦先生来青考察，挥笔写下的《中华民族的故乡》，收录在台湾国文教材，传唱至今。
国家为什么要在三江源地区设立国家公园
这个问题就要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前世今生讲起。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受阻，群众生活水平下降，这给当地群众和河流下游地区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6]比如，地处黄河源头的玛多县，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是全国分配水平最高的县，后来由于过度放牧、滥采金矿，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破坏，从首富县一度沦落为全国贫困县。为有效化解三江源生态之殇，2000年青海成立了三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2003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截至2018年底，先后投入244亿元，开展了三江源一期、二期生态保护修复这一长时间、大规模、系统性工程，使三江源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扭转。[3]实践中我们深感，按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去管理三江源，还面临一些体制方面的桎梏，比如，政出多头、九龙治水问题，在生态保护的同时没能让牧民切实享受到生态红利的问题，保护地各种类型并存、缺乏系统性治理的问题，一些重要的生态系统没有纳入保护地、实现完整性保护的问题等。
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构想，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全面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7]二十年间，三江源“中华水塔”保护实现了三个跨越，迈上了三个台阶，范围不断优化，措施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了从单纯保护生态，转向全面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阶段。[8]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
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承担着为全国积累经验、提供示范的重大职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每到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关键节点、重要环节，总书记都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①“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②的重大政治要求，坚持履行“源头”责任，勇扛干流担当，把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作为一号工程，走出了一条“借鉴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三江源特点”的国家公园体制创新之路。
在体制机制方面，归并国家公园内四县国土、环保、水利、林草等职能，实施大部门改革，打破了九龙治水藩篱；整合六类15个自然保护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进行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实现了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颁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发布实施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指南等地方标准，制定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垃圾管理等14个管理办法，探索提升国家公园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等，这些为后来其他国家公园设立及创建提供了青海经验。
在生态治理修复方面，2016年6月7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后，先后投入86.61亿元，实施了一批巡护道路、环境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黑土滩治理、沙漠化土地防治、退化草场改良、湿地保护、有害生物防治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3]同时，为了保护好水源地，青海注销了地处三江源地区的全部48宗矿业权和水电站，三江源国家公园内20宗，为全国大局牺牲了自身的发展利益。通过综合施策，三江源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实现整体提升，林草覆盖率达到74%以上，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度由不到20%增加到80%以上，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2020年达到61.9%，较2015年
在文化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事实上，三江源本身就因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而令世人瞩目。赫赫我祖，来自昆仑。这里诞生了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瑶池相会等上古昆仑神话。在中国目前的民族构成中，包括汉族在内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民族的原始神话传说、文化传承和昆仑文化有关。历史学家早已证明，羌族、纳西族、普米族、景颇族、彝族包括现代缅甸人等民族，都是西北古羌人从河湟地区沿着三江并流的走廊南迁形成的。中华民国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先生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从青海的山脉、水源清楚知道，中国文化发祥地不在别处，就在青海高原。20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罗家伦先生来青考察，挥笔写下的《中华民族的故乡》，收录在台湾国文教材，传唱至今。
国家为什么要在三江源地区设立国家公园
这个问题就要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前世今生讲起。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受阻，群众生活水平下降，这给当地群众和河流下游地区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6]比如，地处黄河源头的玛多县，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是全国分配水平最高的县，后来由于过度放牧、滥采金矿，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破坏，从首富县一度沦落为全国贫困县。为有效化解三江源生态之殇，2000年青海成立了三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2003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截至2018年底，先后投入244亿元，开展了三江源一期、二期生态保护修复这一长时间、大规模、系统性工程，使三江源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扭转。[3]实践中我们深感，按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去管理三江源，还面临一些体制方面的桎梏，比如，政出多头、九龙治水问题，在生态保护的同时没能让牧民切实享受到生态红利的问题，保护地各种类型并存、缺乏系统性治理的问题，一些重要的生态系统没有纳入保护地、实现完整性保护的问题等。
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构想，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全面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7]二十年间，三江源“中华水塔”保护实现了三个跨越，迈上了三个台阶，范围不断优化，措施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了从单纯保护生态，转向全面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阶段。[8]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
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承担着为全国积累经验、提供示范的重大职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每到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关键节点、重要环节，总书记都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①“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②的重大政治要求，坚持履行“源头”责任，勇扛干流担当，把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作为一号工程，走出了一条“借鉴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三江源特点”的国家公园体制创新之路。
在体制机制方面，归并国家公园内四县国土、环保、水利、林草等职能，实施大部门改革，打破了九龙治水藩篱；整合六类15个自然保护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进行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实现了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颁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发布实施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指南等地方标准，制定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垃圾管理等14个管理办法，探索提升国家公园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等，这些为后来其他国家公园设立及创建提供了青海经验。
在生态治理修复方面，2016年6月7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后，先后投入86.61亿元，实施了一批巡护道路、环境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黑土滩治理、沙漠化土地防治、退化草场改良、湿地保护、有害生物防治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3]同时，为了保护好水源地，青海注销了地处三江源地区的全部48宗矿业权和水电站，三江源国家公园内20宗，为全国大局牺牲了自身的发展利益。通过综合施策，三江源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实现整体提升，林草覆盖率达到74%以上，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度由不到20%增加到80%以上，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2020年达到61.9%，较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