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效益，对偏远村级小学进行撤并，而新建的乡镇寄宿制学校在配套设施建设上出现相对滞后的情况。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撤并不仅未能发挥教育资源的最大效用，反而削弱了当地乡村教育的基础服务能力，使农村儿童面临教育机会流失的风险。
　　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的义务教育物力资源分配可能出现滞后于学龄人口数量变化的情况，导致一段时间内学段衔接困难。当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数量出现阶段性下降时，部分地区基于短期数据，将主要精力用于撤并幼儿园或缩减办园规模[7]。随着2023年后“二孩”政策效应显现，这些地区中小学学位需求增多，学校大多通过临时扩建、占用功能教室等方式缓解压力。例如，A县2020年因学前教育学位过剩撤并多所幼儿园，小学学位未做调整，2024年则面临小学一年级学位缺口150个，被迫在小学中增设临时教学班。总之，一些地区的资源调整方式缺乏前瞻性规划，当地学位供给可能会与学龄人口需求不匹配，从而影响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二）义务教育人力资源配置与学龄人口变化不匹配
　　少子化趋势下，一些地区的义务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学龄人口的变化，可能导致教师资源配置无法满足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部分地区现行教师编制管理制度以生师比和班师比为核心指标，这种“以编定员”的配置逻辑建立在区域内学校规模均衡、班级容量理想的假设基础上，与少子化导致的学校规模差异化发展现实匹配度不高。以B县为例，该地农村一些学生数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学校有时仅能配备4-5名教师，难以满足开齐开足国家课程的需求；而在一些位于城镇的超大班额学校，其实际班级规模超过60人，导致现有教师工作负荷远超合理范围，这种相对单一的编制核定方式，无法完全适应少子化趋势下学校规模灵活调整的现实需求。
　　一些地区教师编制核算周期的滞后性也对师资配置产生影响。当前编制调整周期普遍为3-5年，而少子化趋势下学龄人口变动速度明显加快，部分地区学龄人口在2020年以后出现突发性波动，编制调整无法及时跟进。例如，B县小学阶段学龄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但因编制核定周期限制，当年城镇学校新增教师不足，导致多所学校出现临时性师资短缺，不得不通过临聘教师、跨年级代课等方式维持教学，师资稳定性和教学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总之，当前一些地区的教师编制调整制度在一段时间内将教师固化在特定学校，跨区域、跨校际的动态调配手段相对较少，使得师资流通效率相对较低，难以完全满足少子化趋势下学龄人口变化对师资配置的现实需求。
　　（三）义务教育财力资源配置与学龄人口变化不匹配
　　少子化趋势下，一些地区义务教育财力资源的投入标准未能根据学龄人口的变化进行调整，经费资源使用效益不高。具体来看，现行“生均式”经费测算标准以学生数量为主要核算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学校在功能、地理特征等要素上的差异，与学龄人口变化不相匹配。以C县为例，该县寄宿制学校为保障学生学习与生活，一般在食宿管理、安全保卫、生活教师配备等方面需要持续投入，一所乡镇寄宿制学校生均年运行成本普遍超过普通学校的生均年运行成本，随着学龄人口发生变化，在校人数下降，该县寄宿制学校的经费投入额度也随之下降，导致部分学校日常运营困难，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发挥不充分。
　　少子化趋势下义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践路径
　　少子化趋势下义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构建基于学龄人口变化的物力资源配置机制、动态弹性的人力资源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