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动机最高，跨境满意度也最高。其次是跨境收获（ 72） ，不同工种之间差异显著（F=6.918，P〈0.001），厂工的跨境收获最高，散工最低。再次是资源支持（ 65.6） ， 不同工种之间差异显著（F=5.431，P〈0.05）。厂工获得的各方照顾与支持最多，散工最少。最后是文化资本（65），不同工种之间差异显著（F=4.660，P〈0.05），流动商贩的文化资本最高，散工最低。
　　针对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的主影响因素及二级影响因素分别与总体适应性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来华动机、资源支持、文化资本、跨境收获、跨境满意度均与适应性正相关。其中，文化资本与总体适应性相关系数为0.7，相关性最为紧密。进一步分析发现，全部22个二级因素皆与务工人员总体适应性呈显著相关性。按照相关系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位列前五的因素依次为：当地文化认知、语言水平、期望高收入、经济收入增加、人生经历丰富。
　　（二）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分析
　 1、模型设定
　　通过对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各项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可知，来华动机、资源支持、跨境收获、跨境满意度五项主因素均对越籍务工人员适应性产生显著影响，且这些主影响因素可进一步拆解为多个单因素，将其定义为二级因素。为了在其他变量保持恒定的状态下，精确甄别出各因素对越籍务工人员适应性的具体作用，特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开展深入剖析： Yij=f（ Xij， M ij，Rij，Cij ，Sij，Gij ，eij）
　　模型将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设定为因变量，自变量涵盖了多个方面。其中，包括来华动机（ M ij） 及其所包含的二级因素、资源支持（Rij）及其细分的二级因素、文化资本（Cij）及其衍生出的二级因素、跨境满意度（Sij）及其相关的二级因素、跨境收获（Gij）及其对应的二级因素，以及误差项（eij）等。控制变量为越籍务工人员的人口学特征（Xij），涉及越籍务工人员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等要素。
　　2、结果分析
　　研究对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性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研究构建的回归分析模型，其值介于0.745至0.901之间。这些数据表明，建构的模型能够分别解释因变量变化的74.5%至90.1%之间，显示出各自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同时，模型中所有自变量的p值均小于0.001，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具体可见表1和表2） 。
　　表3显示，文化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541，是影响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的首要因素。李亚雄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文化资本不足是制约越南籍劳工实现中度和深度适应的主要障碍。在散工、服务性从业者和流动商贩模型中，文化资本同样被认为是影响越籍务工适应性的关键因素，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55、0.491和0.56。与前面所述工种不同，在厂工模型中，跨境收获的回归系数为0.369，成为影响厂工跨境适应的首要因素，其次是文化资本，回归系数为0.318。总的来看，各类工种的越籍务工人员普遍认为文化资本是制约其跨境适应的关键因素。此外，资源支持力度越大、跨境满意度越高、跨境收获越多，越籍务工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