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3日陕北民歌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时的盛况

挥之不去的心结。但是，2017年3月，当榆林市榆阳区政协的领导上门拜访，诚恳邀请他担任陕北民歌博物馆筹建顾问时，他却有些犹豫不决。
　　“上世纪80年代退休的那批音乐人到我们这一代的音乐工作者，都有一个博物馆的梦，但当年一个部属的国家级音乐研究权威单位，耗费了那么大的精力，都没能如愿，如今一个区县级的政府却有了这样大的规划设想，能成功吗？”让乔建中持观望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榆林除了有一批陕北民歌手，再没有任何实物性的馆藏品与文献资料，如何建一座博物馆呢？
　　虽然心有疑虑，但乔建中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同意参加榆林方面举办的首次博物馆筹备会议。榆阳区当时共邀请了包括陕西音乐家协会原主席贺艺、著名作家曹谷溪、陕西音乐家协会主席尚飞林以及陕北民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向荣在内的17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专家组成了顾问团，由乔建中担任顾问团团长。
　　2017年4月，乔建中和顾问团所有成员被邀请回到榆林。当乔建中看到眼前这座规划为博物馆的11000平方米的建筑时，内心的那个情结一下子被唤醒。另一个打动乔建中的缘由，是时任榆林市政协副主席、榆阳区委书记苗丰说的一句话：我们建这座博物馆，就是想让祖祖辈辈传唱的陕北民歌，能有一个自己的“家”。 
　　为陕北民歌建一个“家”
　　陕北民歌在全世界音乐体系中独树一帜，影响也非常深远，故有人将其与俄罗斯民歌和美国黑人民歌，并称为世界三大民歌。
　　千百年来，陕北民歌是黄土高原与黄河沿岸劳动人民精神内核的一部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民众的喜怒哀乐，都可以通过歌声得以宣泄和排解。但在1940年代之前，陕北民歌仅限于民间口口相传。
　　1941年，鲁艺师生在延安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陕北民间开展了民歌采集工作。到1942年年底，共采集2000多首当地民歌，编辑出版10余种民歌集。这是散落在陕北民间的民歌第一次被汇集整理。
　　据乔建中介绍，鲁艺在1945年前后运用陕北民歌开展的秧歌运动，整理编写出《兄妹开荒》《解租会》等上百部秧歌剧，1945年，产生了由鲁艺集体创作、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秧歌剧《白毛女》，陕北民歌发展由此达到高峰。
　　据乔建中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发生过两件与陕北民歌有关的大事。
　　一个是1952年，文化部决定由中央歌舞团成立陕北民歌合唱队。合唱队当时在绥德招收了40名歌手，主要以女声为主。合唱队一成立歌手们就回到绥德深入基层，向民间歌手学习。当时要求每位歌手必须学唱40到50首民歌，一年后回北京汇报演出。乔建中说，这场汇报演出轰动了整个音乐界，因为不仅陕北风格非常浓厚，而且都是无伴奏合唱。这是解放以后陕北民歌第一次给全国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后来还代表国家多次出国进行访问演出。
　　第二件大事，是1971年陕西的音乐工作者组织音乐家改编了五首革命历史民歌，其中包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翻身道情》。“当时在陕西歌舞剧院演出后送到北京，《人民日服》当即就进行了报道。在那样的年代，这些歌曲突如一股清泉引起轰动，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音。”乔建中激动地说：“正是这些陕北民歌，才让所有人想起了我们还有民族音乐。当时的演出还留下了视频，如今陕北民歌博物馆里也有保存。”
　　近些年，随着经济文化快速发展，陕北民歌也进入蓬勃发展新时期。榆林、延安两地的年轻民间优秀歌手层出不穷。2008年6月，榆林市、延安市联合申报的陕北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尽管陕北民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以来，与陕北民歌有关的历史论著、歌曲集册、乐器及相关音乐佐证的实物，都散落在民间收藏者手中。
　　2012年4月13日，文化部正式批准陕西省设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榆林市榆阳区将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累计投入20多亿元用于文化领域民生建设，规划启动“六馆一中心”博物馆系列工程，全力打造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并全面展现陕北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场所。
　　记者了解到，陕北民歌博物馆正是榆阳区建设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博物馆系列之一。2017年2月3日，榆阳区政府决定建设陕北民歌博物馆，并立即启动选址规划、学习考察以及专家选聘工作。
　　博物馆筹备之初，很多人与乔建中都有一样的想法，榆林只有陕北民歌手，没有实物馆藏，如何建一座博物馆？
　　榆阳区政府多次举行联席会议，与专家们反复沟通后，确立陕北民歌博物馆以抢救、保护、传承、弘扬陕北民歌为宗旨，以收藏、陈列、展演、研究、传播为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