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好农民精神贫困问题，丰富农民精神生活，不仅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规定性，还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与力量之源。

活方式逐步向城市化转变。农民的消费观念已经从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转变为交通通讯等现代消费。消费空间已经扩展到消费电子、儿童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以公路、教育、医疗为代表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加强，社会服务体系作用更加明确，农民更加满意。
　　（二）农民群体现阶段的精神需求
　　从思想倾向来看，农民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民群体在任何时期都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对持续增收目标和未来生活规划充满信心。在生活方面，新时代的大部分农民都认为“生儿生女都一样”“一个家庭一个孩子”，而不是传统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大多数农民现在都认为子女教育是第一位的，更注重子女教育和养老。农民普遍认为村干部模范作用强，基层民主氛围浓厚。农民普遍关心国家大事与社会热点话题，并且更加支持政府决策。在处理问题时采取更加理性的方式，更愿意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乡村振兴战略中影响农民思想发展的因素
　　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能。城市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其中最为显著的矛盾就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发展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其中农民的问题最为重要，主要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农民群体存在精神贫困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我国脱贫斗争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农民的物质财富较以往有明显提升，生活水平较以往有明显改善。虽然农民的物质贫困已经大体消除，但是农民由于诸多复杂因素与自身地域的限制，大部分群体还存在精神贫困。农民物质水平与精神水平极不平衡的矛盾，是阻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主体，如果精神贫困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造福亿万农民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很难继续推进与实施。所以解决好农民精神贫困问题，丰富农民精神生活，不仅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规定性，还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与力量之源。一方面，精神贫困是诸如地域、教育等诸多因素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精神贫困在农民群体中普遍存在，其持续水平一直处于中等状态；另一方面，精神贫困在农民整体的贫困贡献度中位居高位，这个现象反映出农民精神贫困在农民整体贫困中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且亟待解决的。
　　（二）农民群体普遍科技文化素质偏低
　　乡村振兴战略不是“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目标。乡村发展理应在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制定出地方性指导方针上，走出一条符合当地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不断加强对农民基本素质提升的教育，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并符合新时期的农村发展战略。要从观念、路径和组织渠道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长期稳定，增强未来竞争力。“没有高度知识化的农民，就没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自身素质或受教育程度欠缺的农民群体虽然也能完成农村农业生产，但即使总产量增加，农业经济增长率和农民人均收入也受到限制。分散化的传统农业由于受限于生产力水平的不足，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此问题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战略的一大阻力，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又一障碍。
　　（三）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程度亟待提升
　　目前，我国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投入不符合实际需要。如硬件设施落后，特别是乡镇思想政治教育场地设施缺乏，难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创新，改进工作方法，需要完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优秀基层领导。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增强农民的社会责任感与自豪感，激发农民的自我教育意识，达到理想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现实是一些地方仍然过于依赖传统的宣传教育，仍然采取广播、张贴栏等方式推广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具体了解信息是否到达受教育者，这种运用传统媒体开展教育的方法缺少受教育者对理论学习的及时反馈，难以把握农民群体的思想动态现状，也忽视了农民的特点和个性化需求，导致宣传教育水平的降低和效果的折扣。同时，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传统媒体平台，没有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紧密结合。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存在不足
　　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促进了农村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元”，是农村推进战略的基础，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职能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主体群体淡漠等问题。一些基层干部了解党的政治政策不够深入。在党的组织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