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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商洛“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经验价值
制;实现“人盯人+预防、管理、服务、调度、评价”的“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治理所需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全域化、智能化、精细化社会治理水平。目前商洛地区已经建成县(区)级“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指挥调度中心、镇(办)和村(社区)“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中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制机制。[4]
  2、实施网格化管理体系和组织扁平化原则
  按照“便于治理、便于服务、便于自治、精简效能”和组织结构扁平化原则,构建以网格为单元、以网格员为基础、以群众为主体、以大数据平台为支撑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全域化、智能化、精细化社会治理水平。根据人、地、物、事、情、组织等自然分布和服务管理状况,科学设置划分片区(网格),配备专兼职片长(网格员),实行“县聘、镇管、村用”,履行信息采集、政策宣传、矛盾调处、安全巡查、行业监管和镇村管理六大职责,聚焦防抢撤、防汛、防滑、防火、防疫、防返贫、防事故、防风险、防发案、防电诈等工作,同时,优化、拓宽网格化服务管理功能,积极开展民生事项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的综合效能,实现日常工作网格化,确保网格员在最小治理单元、最短服务半径发挥最大作用。
  3、建设大数据平台,实现高效治理目标
  坚持实体化建设、实用化整合,依托“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中心视联网大数据平台,设置视频会议、应急调度、返贫监测、风险防范、关注人员、治安联防、矛盾联调、平安建设、秦岭保护、城市管理“十大模块”,发挥区域指挥平台功能,强化组织实施,解决突出问题;镇(办)设置群众接待、公共服务、多元化解、信息化、网格化等场所和窗口,强化基层枢纽平台功能,实现强基固本,解决具体问题;村(社区)设置多元化解、信息化、网格化、公共服务等场所和窗口,发挥基础服务平台功能,确保落实落细,解决服务问题,实现全方位、全时段、全领域高效能治理。
  4、完善队伍建设,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提高治理效能
  成立“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具体负责“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的组织领导和日常管理等工作。由党委政法委书记、镇(办)书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分别担任县、镇(办)、村(社区)“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中心主任,发挥党组织靠前指挥、统筹领导的作用。通过整合综治、民政、司法、信访、乡村振兴、应急、卫健、水利、自然资源、林业等各方资源,依托村(社区)两委人员、驻村民警、网格员、中心户长、调解员等主要力量,打造一支专业化队伍,动态开展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意收集、隐患排查整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政策宣传、民生服务等工作,强化协作配合,实施一体化推进,着力维护政治安全、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治安防控,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办)、矛盾不上交,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5]
  商洛“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经验的适用性
  1、探索党建引领、群众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动治理精细化
  经过调研发现,“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由党组织着力构建的,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承担着治理实施的主体责任。从治理的主要内容来看,本质上是为群众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6]首先,要巩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要注重政策法规引导、长远谋策规划,使其落得实、走得远。其次,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基层治理当中的作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让群众参与其中,受益其中,依靠群众力量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治理的精细化。[7]
  2、解决协同性不足问题,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共建主体结构,防止治理“碎片化”
  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要实现紧密协作,既要步调一致,还要保持界面统一。一是要打破信息壁垒。商洛地区“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通过构建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解决了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差。二是要增强多元主体治理的关联性。关联性差一直是掣肘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推进的障碍。推动主体协调、主体合作等来增强关联性,具体表现在组建多主体、多部门参与的工作小组制度。在商洛地区“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由一个部门牵头建立工作专班,统筹协调政府组织、第三方组织、民间团体参与到治理当中,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精细化前进。[8]
  3、运用互联网,开拓大数据,让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安全高效地“嵌入”基层社会治理
  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平台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运用现代技术支持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使其拥有依托和媒介,产生更大的行动空间。将前沿技术植入其中,让基层社会治理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使其有更大支撑力。我们以商洛地区“人盯人+”社会基层治理体系为例,运用互联网构建指挥平台,通过应急调动、视频会议、动态监测等手段来进行区域统筹指挥,利用大数据信息,依照人、地、物、事、情、组织等自然分布和服务管理状况,科学设置划分片区,全面提升全域化、智能化、精细化社会治理水平。互联网和大数据会提升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细度、精准度,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 
  参考文献
  [1]杨成胜,肖双.乡村保底建设初探——基于乡村振兴视角[J].新疆社科论坛,2020(03):65-70.
  [2]龚维斌.“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04):23-29.
  [3]王木森,唐鸣.社区治理现代化:时代取向、实践脉向与未来走向——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政策-实践”图景分析[J].江淮论坛,2018(05):126-133.
  [4]裘斌.治村型乡贤主导下“三治融合”的拓展和创新——基于枫桥镇枫源村的探索[J].甘肃社会科学,2019(04):162-168.
  [5]赵晓娜,郭宝亮.村民参与农村有效治理的逻辑[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1):9-13.
  [6]王慧.习近平关于农村社会治理思想研究[D].安徽大学,2019.
  [8]刘应杰.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J].社会治理,2020(01):15-17.
  [8]陈登源,吴冰,俞慈珍.民主政治视域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60-65.
  [9]王波,孙一力.大数据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J].宏观经济管理,2021(07):51-57.
   作者简介
  王玺博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管理
  李秀芹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管理
  陈 功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团委书记,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