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格局变化下的多民族嵌入研究
石河子镇长期以来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为各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重要空间条件。总体而言，因族、因寺而居的特点突出，同时城镇化进程中居住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主要突出特点是各民族混杂而居和水平与垂直居住格局并存。
居住格局变化下影响民族交往的因素
各民族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交往交融，不仅仅依赖于居住格局提供的交往空间。居住格局变化同时也会挤压交往空间，相邻而居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民族交往。因此，进一步探讨居住格局变化如何影响民族交往就变得十分必要。从石河子镇居住格局的特点可以看出影响民族交往也有诸多因素，总结如下：
1、农业生产变化产生的居住格局变化
石河子镇各族村民以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活动，各民族间最频繁的交往场所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在改革开放前，石河子镇各民族居住较为分散，依田而居、依水而居、依路而居特点明显，虽然居住格局松散，但一起劳作中公社起到的聚集能力明显。能够聚集各族群众在劳动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交流交往自然而然易于发生。
改革开放后，公社组织消失，民族聚集也随之削弱。突出表现在：
一是劳动方式发生变化。从集体劳动变成家庭劳动。
二是居住格局发生变化。从以前的分散居住向聚集化方向发展。各民族之间居住相较以前更加紧密，但休息时的交往多，劳作时的交往少，降低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共同体意识在逐渐下降。
三是人口数量发生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多，不仅增加了人地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减少了家庭对其他人群的依赖程度。人多地少，劳动力溢出，不再需要彼此之间的帮助和协作，挤压了民族间的交流空间。田间地头式的交往场所也随之消失，从而导致民族间的交往变少。
2、多种经营模式下产生的居住变化
多种经营模式，也是改变人口结构和居住格局的重要因素。
一是进城务工减少了农村人口。石河子镇有八家民族相关企业，主要从事副食品加工，均为清真食品业；家纺类涉及民族产品的白皮布、裹尸布、白帽等，对石河子镇本地少数民族人口吸纳能力强。同时，石河子镇9个自然村吸纳人口能力不再明显，老龄化程度高、中青年人口外出增多，人口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各民族间的交往。
二是多种经营模式下挤压了交往时间，改变了居住方式。多种经营模式改变尤为明显的是石河子镇努尔巴克村，它是靠近石河子市区最近的一个少数民族村落。村子里的少数民族居民所拥有的土地近85%已外包或出租，这部分人大多选择就近或外出谋生，例如在村边开馆子、烧烤摊，或去市区卖干果、馕。在多种经营方式下，也改变了部分努尔巴克村村民的生活作息和居住方式，因店而居，因工而居增多。生活作息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减少了与其他人重叠的时间。交往时间的挤压，使民族间更进一步的深入交流机会变少，见面点头、回头笑笑的交往方式已成为常态，不理解、不了解的情况增加。
3、节庆和集市的淡化改变了民族交往的场合
节庆和集市是民族间日常生活交往的另一个重要场合。
一是集市从各族群众的视野中逐渐消失。随着石河子镇城市化程度提高，石河子镇的集市（赶巴扎）意识也越发淡化，从而减少了民族交往的机会和几率。
二是节庆氛围淡化。节庆作为民族交往的重要时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重视节庆活动。例如维吾尔族比较重视的节日古尔邦节，不再像以前那样邀请各个民族的朋友来家做客。
三是广场文化引导不够。随着广场舞的兴起，夏季广场上集体跳民族舞蹈为民族交往提供了互动的平台。石河子镇组织各族群众跳民族舞蹈，让各民族间人与人感受真诚情感，让拥堵于内心的郁闷和纠结得以释放，生活中的不良情绪通过舞蹈的形式得以抒发和表达。但是这种做法对少数民族居民吸引力不强，参与程度相较于汉族居民偏低。
4、宗教世俗化影响产生的居住格局变化
宗教世俗化影响信教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他们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必然会考虑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远近、周边日常生活的便利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聚族而居的居住特点的形成。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部分小区少数民族比例较高，虽没出现“民族楼栋”“民族单元”的情况，但是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并不明显。
一是清真寺的聚居效应依然明显。虽然石河子镇现有一座清真寺，但是石河子市区内的清真寺的吸引力依然存在。
二是原有村落周边的便利性依然是居住的首选。以石河子镇沙依巴克村为例，2021年完成该村的整体征迁工作，近80%的村民依然选择离沙依巴克村仅两百米的九号小区居住。
5、垂直性住房格局进一步减少了民族交往的机会
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石河子镇少数民族群众上楼率较高。石河子镇“村转居”工作积极推进，马家坪等8个村在2013年启动村转居，共6618人由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2020年启动沙依巴克村、努尔巴克村和三十户村三个村1210户、4478人的征迁工作，进一步加快了石河子镇人口向市区流动。
一是社会模式变化产生的不适应性。农村相对静态的平面式居住格局，民族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属于熟人社会模式。而城市的垂直性居住格局改变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交往当中。心理和交往方式的不适应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疏远。
居住格局变化下影响民族交往的因素
各民族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交往交融，不仅仅依赖于居住格局提供的交往空间。居住格局变化同时也会挤压交往空间，相邻而居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民族交往。因此，进一步探讨居住格局变化如何影响民族交往就变得十分必要。从石河子镇居住格局的特点可以看出影响民族交往也有诸多因素，总结如下：
1、农业生产变化产生的居住格局变化
石河子镇各族村民以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活动，各民族间最频繁的交往场所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在改革开放前，石河子镇各民族居住较为分散，依田而居、依水而居、依路而居特点明显，虽然居住格局松散，但一起劳作中公社起到的聚集能力明显。能够聚集各族群众在劳动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交流交往自然而然易于发生。
改革开放后，公社组织消失，民族聚集也随之削弱。突出表现在：
一是劳动方式发生变化。从集体劳动变成家庭劳动。
二是居住格局发生变化。从以前的分散居住向聚集化方向发展。各民族之间居住相较以前更加紧密，但休息时的交往多，劳作时的交往少，降低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共同体意识在逐渐下降。
三是人口数量发生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多，不仅增加了人地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减少了家庭对其他人群的依赖程度。人多地少，劳动力溢出，不再需要彼此之间的帮助和协作，挤压了民族间的交流空间。田间地头式的交往场所也随之消失，从而导致民族间的交往变少。
2、多种经营模式下产生的居住变化
多种经营模式，也是改变人口结构和居住格局的重要因素。
一是进城务工减少了农村人口。石河子镇有八家民族相关企业，主要从事副食品加工，均为清真食品业；家纺类涉及民族产品的白皮布、裹尸布、白帽等，对石河子镇本地少数民族人口吸纳能力强。同时，石河子镇9个自然村吸纳人口能力不再明显，老龄化程度高、中青年人口外出增多，人口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各民族间的交往。
二是多种经营模式下挤压了交往时间，改变了居住方式。多种经营模式改变尤为明显的是石河子镇努尔巴克村，它是靠近石河子市区最近的一个少数民族村落。村子里的少数民族居民所拥有的土地近85%已外包或出租，这部分人大多选择就近或外出谋生，例如在村边开馆子、烧烤摊，或去市区卖干果、馕。在多种经营方式下，也改变了部分努尔巴克村村民的生活作息和居住方式，因店而居，因工而居增多。生活作息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减少了与其他人重叠的时间。交往时间的挤压，使民族间更进一步的深入交流机会变少，见面点头、回头笑笑的交往方式已成为常态，不理解、不了解的情况增加。
3、节庆和集市的淡化改变了民族交往的场合
节庆和集市是民族间日常生活交往的另一个重要场合。
一是集市从各族群众的视野中逐渐消失。随着石河子镇城市化程度提高，石河子镇的集市（赶巴扎）意识也越发淡化，从而减少了民族交往的机会和几率。
二是节庆氛围淡化。节庆作为民族交往的重要时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重视节庆活动。例如维吾尔族比较重视的节日古尔邦节，不再像以前那样邀请各个民族的朋友来家做客。
三是广场文化引导不够。随着广场舞的兴起，夏季广场上集体跳民族舞蹈为民族交往提供了互动的平台。石河子镇组织各族群众跳民族舞蹈，让各民族间人与人感受真诚情感，让拥堵于内心的郁闷和纠结得以释放，生活中的不良情绪通过舞蹈的形式得以抒发和表达。但是这种做法对少数民族居民吸引力不强，参与程度相较于汉族居民偏低。
4、宗教世俗化影响产生的居住格局变化
宗教世俗化影响信教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他们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必然会考虑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远近、周边日常生活的便利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聚族而居的居住特点的形成。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部分小区少数民族比例较高，虽没出现“民族楼栋”“民族单元”的情况，但是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并不明显。
一是清真寺的聚居效应依然明显。虽然石河子镇现有一座清真寺，但是石河子市区内的清真寺的吸引力依然存在。
二是原有村落周边的便利性依然是居住的首选。以石河子镇沙依巴克村为例，2021年完成该村的整体征迁工作，近80%的村民依然选择离沙依巴克村仅两百米的九号小区居住。
5、垂直性住房格局进一步减少了民族交往的机会
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石河子镇少数民族群众上楼率较高。石河子镇“村转居”工作积极推进，马家坪等8个村在2013年启动村转居，共6618人由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2020年启动沙依巴克村、努尔巴克村和三十户村三个村1210户、4478人的征迁工作，进一步加快了石河子镇人口向市区流动。
一是社会模式变化产生的不适应性。农村相对静态的平面式居住格局，民族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属于熟人社会模式。而城市的垂直性居住格局改变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交往当中。心理和交往方式的不适应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