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戍卒化剑为犁屯垦，建成了河西规模最大的张掖郡居延县屯田区，黄河流域代田法、牛耕、铁制农具等推广于“边郡及居延城”，黄河流域文明和黑河流域文明实现了历史性交汇。据《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载：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0211人，其中张掖郡人口最多，有24352户、88731人。大汉王朝重点经营河西，一方面使人口迅速增加，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人们风俗习惯和文化面貌；另一方面使原半农半牧区逐渐转型为大规模新兴农业区，联动中原和西域、中亚、西亚、欧洲等农业区一体化发展，为丝路畅通做好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准备。这里“人民炽盛，牛马遍野”（《汉书》卷九四《匈奴传》），“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商贸中心。中原儒家文化、河西军屯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第一次交融于河西地区，开启了经济发展、学术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新篇章，奠定了张掖乃至河西走廊地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基本格局。
　　汉魏时期，张掖本土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融为一体，奠定了张掖文化纳入汉文化圈的基础。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丰富的物产（丝绸、漆器、铁器等）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凿井技术、造纸术等）途经河西走廊传到西域各国，西域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文化和苜蓿、宝马、骆驼等物产沿着绿洲敦煌、酒泉、张掖、武威进入中原，张掖成为“汉朝往来西域的吏卒的补给站，也是国际贸易的商人寄顿之所”，[12]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处在汉朝经略河西的宏大背景之下，处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贸易、文化通道之上，张掖文化吮吸东西方文化营养孕育成长、生根发芽，并为五凉文化繁荣准备了温和而肥沃的土壤。
　　河西走廊郡国学校和私学兴起，中原儒英（班彪、孔奋、杜邺等）避乱或为官河西，他们“养徒千人”或“教授诸生常数百人”，促进了儒学在河西学子层面的广泛传播。中原世家大姓（张奂、曹全、索抚等，史称“河西望族”）徙居河西，他们力行教化，或武功起家，或经学传家，或为官仕宦，推进儒学在河西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发展传播。河西本土政治人才（盖勋、张恭等）、军事人才（段熲、郭汜等）、学术人才（侯瑾、周生烈等）、书法人才（张芝、索靖等）等大量涌现，提高儒学在河西文化精英层面创新传播。汉文化的“蝴蝶效应”，加快了河西文化尤其是张掖本土文化孕育发展进程，使张掖成为与中原儒家文化一体化的文化区域，成为保存、传承和赓续中原儒家文化的“试验田”。
　　由于儒学浸润和封建伦理道德在河西的推广，社会文化习俗、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社祭礼仪习俗、婚丧嫁娶习俗等随之发生了变革。行礼尽孝、和睦相亲、尊老敬老、忠勇节义等社会风尚蔚然成风。汉文化熏陶下的张掖成为“河西民俗质朴……上下相亲，晏然富殖”[13]的礼仪之地，成为河西本土世家经学授业、为官作宦的发展之地，成为中原士大夫心理认同和情感依附的儒家文化复兴之地，张掖文化沃土担负起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试验田”的文化使命。
　　肩负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地”的文化使命
　　“八王之乱”致使中原陷入了十六年的大混战，“永嘉之乱”导致西晋王朝灭亡。中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大批中原士人和名门望族为躲避战乱和游牧部族入寇，或“衣冠南渡”（唐刘知几《史通》“邑里”篇）至长江流域的扬州等地区，或“日月相继”（《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西渡黄河迁河西地区。在五凉政权相继控制下的河西地区，地域空间独特，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较丰饶，农耕畜牧与商贸发达，既是中原战乱地区名门望族避难的向往之地，又是中原流民商旅迁徙的首善之区。中原先进文化西迁河西地区，儒学传统文化得以植根河西地区，中原经史典籍得以保存致用，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对河西文化发展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五凉统治者弘扬儒学、兴办教育、崇文尚武、昌明学术、重视人才，宋纤、郭荷、郭瑀、刘昞等一大批儒学大家勤于治学、著书立说、开馆收徒，尊儒重教之风延绵河西走廊，造就了河西儒学繁荣昌盛、人才培养欣欣向荣的景象。西域文化、音乐、舞蹈、佛学等伴随着多民族多文化交流，深深扎根河西地区，对各民族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爱河”“智慧”“觉悟”“意识”“未来”“世界”等这些最初由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河西走廊十七年沉思默想创造的汉语词汇，今天丰富着我们的精神文化世界，影响了中国语言学和音乐学发展。随着河西走廊经济商贸发展繁荣，中原先进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少数民族游牧文化、河西五凉文化交流渗透、竞相奔放，形成丰富多彩、兼收并蓄、多元开放、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开启了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吸纳不同文化营养进行文化创新的先河。“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