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三《文苑传》），“中原经学的复兴相当程度上仰仗河西”，[14]河西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儒学文化的中心，为日后文化反哺中原做好了思想文化准备，对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中华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繁荣、国家大统一注入了新活力。
　　天玺三年（401年）六月，沮渠蒙逊（张掖临松人）在张掖建立北凉国。永安十二年（412年）十月，迁都姑臧，十一月称河西王。他“内修政事，外理英贤”（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晋纪四十》），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才能卓越。他主持了肃南文殊寺、马蹄寺、天梯山等众多石窟开凿，对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广揽佛教人才，在张掖、姑臧开辟译经场，组织昙无谶、浮陀跋摩等高僧翻译《大般涅槃经》等经八十二部、三百一十一卷。[15]解决了当时中国佛教界关于“佛性”[16]问题的大辩论，占据了佛教的重要地位。他颁布《求贤令》，礼贤下士，起用人才，创办学校，保护宋繇等一批学者士人。他重视西凉乐舞“秦汉伎”改造，从五凉到隋唐一直风靡不衰，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精神风貌，促成了以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张掖文化的基本形成。
　　东晋十六国（304-439年）以来，河西是当时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受西方文化最早的地区。在此背景下，张掖本土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少数民族游牧文化、河西五凉文化相互融合，繁荣发展，这是张掖文化的鲜明特色。
　　五凉时期，中原鸿儒和河西学者两大知识群体云集河西，他们著书立说、开馆收徒，推动了河西汉文化兴盛。以秦州略阳郡人郭荷，酒泉人祈嘉、马岌，武威人段承根、阴仲达，金城人宗钦、赵柔，敦煌人宋纤、郭瑀、刘昞，广平人程骏，河内温县人常爽，陈留济阳人江式等最具代表性。尤其以河西大学士宋纤在酒泉南山赤崖阁、郭荷在张掖东山寺、郭瑀和刘昞师徒在张掖马蹄山临松薤谷开馆讲学，弘扬儒家文化，造福河西桑梓，泽及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北魏和隋唐文化发展，着实令世人敬仰。他们开凿洞窟、开学授徒，指点河西学子探究儒学思想真谛。他们谈经论道、著书立说，让鸿篇巨著《论语》（宋纤校注）、《春秋墨说》（郭瑀著）、《人物志》（刘昞校注）、《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二十卷《凉书》十卷（刘昞著）等丰富五凉文化宝库。他们传承文化、安邦定国，践行大兴儒学、振兴礼乐、改革政治理想抱负，为河西文化东渐及回馈中原做好了学术和人才储备。以宋纤为代表的赤崖阁学者、郭荷为代表的东山寺学者、郭瑀和刘昞师徒为代表的临松薤谷学者，坚守河西儒学文化“复兴地”，与五凉政权官学共同促进了前凉儒学中心、西凉儒学中心和北凉儒学中心的繁荣，形成了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相比肩的河西文化，擎起了中国北方儒学文化中心的旗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陈寅恪先生对河西文化高度评价：“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能不失坠……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17]
　　张掖不仅是儒学文化的复兴地，而且是佛学艺术的繁华地。以张掖为中心的北凉政权时期，在佛经翻译、讲经弘法、石窟开凿、雕塑绘画全面发展。张掖迦叶如来寺（北凉国都的中心寺院）[18]和“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芦苇连片，遍地古刹”构成了张掖“佛国世界”的文化景观，反映了张掖信众崇佛造像、虔诚向佛的文化心理。作为敦煌的近邻，张掖是域外异质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对话交流的“文化特区”，承担起了弘扬儒学文化、借鉴佛教文化、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张掖是佛教早期中国化前沿“门户”，是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印度高僧昙无谶等途经河西翻译佛经的驻泊地，是河西高僧释智严、释宝云等西行求法、东进长安弘法和南下建业译经传教的桥头堡，是“石窟走廊”“悬雕彩塑飞天”的故乡（十六国北凉时期的张掖肃南金塔寺石窟的立体飞天造像，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飞天还早了三百年），[19]对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石窟佛教艺术和敦煌文化孕育诞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张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兼收并蓄、多元发展、竞相奔放的温和沃土，开启了多元文化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张掖文化沃土担负起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地”的文化使命。
　　肩负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区”的文化使命
　　元嘉十六年（439年），北魏扫灭北凉统一北方，河西地区长达一百四十年的割据态势终结。为加强学习汉文化和典章制度，入主中原的北魏统治者对河西走廊儒学大家刘昞的大批学生及河西儒家贤达、北凉王族、“望族”、佛教高僧昙曜等实施东迁。“迁徙凉州豪右三万余户到平城”，[20]“徙牧犍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21]东迁行动加快了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流进程，河西文化“振翅效应”持续形成。开启儒风教化，奉献华夏经史典籍（如刘昞《敦煌实录》二十卷、《凉书》十卷、阚骃《十三州志》十卷），恢复国史修纂，振兴“华夏正声”，完善官制律令，改革政治制度，改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