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市甘州区碱滩镇古城村

僚结构，规划“模范标准之城邑”，[22]输送音乐舞蹈艺术，传播建筑绘画雕塑，创新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实现北方民族大融合、[23]维护国家统一等，成为河西东迁学者的初心使命。凉州高僧昙曜东迁平城，打造了“真容巨壮、世法所希”（郦道元《水经注》）的云冈石窟“昙曜五窟”，为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南方石窟建设提供了“昙曜模式”，翻开了河西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等移植到北魏乃至隋唐的宏伟篇章。河西文化反哺中原文化，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留下不可估量的文化遗产，对北魏、北齐及隋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唐时代，武威大云寺、敦煌莫高窟营建进入黄金时代，佛教完成了中国化历程。河西走廊迎来了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即以敦煌莫高窟艺术为代表的敦煌文化艺术诞生。唐刘秀《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云：“云连梵殿……法域之旅，朝夕来游。”[24]唐代《莫高窟记》云：“自兹以后，镌造不绝，可有五百余龛。……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十六年。”[25]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融汇了中原文化艺术、河西本土文化艺术、西域及印度等国文化艺术之精粹，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辉煌成就。通过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高光地带”，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影响广袤的东亚大地。高僧法显、惠生、玄奘等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西天取经”，将中国文化和印度恒河两岸文化切磋交融，以西行求法方式反哺西方世界。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高僧法显天竺求法途经张掖“夏坐”，受到沮渠蒙逊礼待，在张掖开坛讲经三月有余。后游历中亚、印度、南洋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历时十四年。回国后，他译出佛学经典六部六十三卷，其中《摩诃僧祗律》四十卷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中国佛教界和顿悟学说影响深远。著作《佛国记》是研究西域和印度历史及中国南海交通史的重要历史文献。梁启超先生评价：“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玄奘西行取经，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遗产，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其西天取经的传奇故事，以及途经张掖甘州龙渠乡平顶山、肃南县明海乡草沟井古城高老庄、临泽县流沙河、临泽县板桥乡土桥村牛魔王洞、临泽县通天河、高台县合黎山之火焰山、高台县宣化乡台子寺村晒经台等文化“遗迹”，是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创作的原生态“文化家园”。张掖因法显、玄奘等西行取经驻足弘法而成为佛学研究重地和丝绸之路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礼部侍郎裴矩掌之。”[26]大业初，裴矩在张掖掌管“交市”，搜集到西域四十四国地理等资料，撰《西域图记》三卷，“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西域图记》序），进献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张掖。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