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河西走廊张掖文化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八日，隋炀帝出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十一日，至张掖城。十六日，召见张掖郡文人及举人。十七日，隋炀帝到达焉支山，令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佩金玉，被锦罽”，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乘骑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27]十八日，隋炀帝宣诏设置四郡，即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司马光赞道：“隋氏之盛，极于此矣。”[28]二十一日，隋炀帝登临焉支山参天禅地，在观风殿大备文物，宴请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在焉支山南麓汉阳大草滩（今山丹马场草原）召开中西贸易盟会，首开“万国博览会”（比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还要早一千二百四十二年）[29]之先河，留下了“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的千古名篇，见证了西域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史实，构筑了丝绸之路“万国齐聚，友好往来”的焉支文化景观，奠定了张掖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国际“交市”地位。
初盛唐时期，以唐诗为代表的文化空前繁荣。作为诗歌意象的“焉支山”“峡口”“居延海”“张掖”等地域文化词汇，经常出现在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温情敬意的“诗眼”当中，擢升了诗歌张掖的文化形象，标识着文化张掖的向上精神。“三唐《出塞》诸曲，半指居延。”[30]“出塞张掖”，是边塞诗酝酿创作的摇篮。“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陈子昂《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陈子昂《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王维《出塞作》）“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李白《幽州胡马客歌》）这些绝美的唐诗编织成了“唐代社会一部生动的艺术的历史”，[31]是《全唐诗》中最美的张掖文化名片，浸润我们的智慧心灵，唤醒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滋养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唐代张掖本土大儒赵武孟著《河西人物志》十卷，其子赵彦昭诗作被《全唐诗》辑录一卷共二十一首，其诗风对于沈宋诗派及后世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对文学父子能文善诗、双峰并峙，为政清严，享誉大唐。杜甫在《陈拾遗故宅》一诗中赞誉：“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赵武孟、赵彦昭成为大唐时代最美的张掖本土文化名人。
“边塞张掖”（甘州）不仅是唐诗孕育创作的沃土，而且是唐代大曲绵延生发的故乡。《唐书·礼乐志》云：“天宝间乐曲，皆以边地为名，甘州其一也。”以《甘州子》《甘州》《八声甘州》《甘州乐》等冠名的“甘州曲”，对唐代音乐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甘州曲”“八声甘州”曲子和词牌出现，反映唐代张掖（甘州）是中原音乐西传和西域音乐东渐交汇地，是诗与乐曲交融产生词牌的文化沃土。岑仲勉先生认为：“开元十五年不单是唐诗革新之开基，而且为词或长短句之初孕。”[32]“八声甘州”词牌名铸就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辛弃疾《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张炎《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吴文英《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等千古名篇，成为表达时代精神的超级文化“芯片”，对词和长短句的文学革新及宋词、元杂剧、南北曲、诸宫调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住在张掖的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将流传佛曲《婆罗门》进献给大唐宫廷，唐玄宗亲制曲谱并将其改制为宫廷乐舞《霓裳羽衣曲》，教梨园弟子演练，故有“杨氏创声君造谱”之说。其乐声“跳珠撼玉”般令人陶醉，其舞美“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是中国音乐舞蹈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边塞张掖”名振华夏文坛，成为文化艺术家探访的“网红地”。
“伴随佛教发展而兴起的唐代变文，为我国文学增添一种新的文学样式。”[33]变文、词文、话本等通俗民间文学有更大的发展，“是我国民间文学从乐府民歌的衰落到话本、说唱文学及戏曲繁荣的一个转折点”，[34]是宋元时期话本、诸宫调、词话、弹词、宝卷、戏曲等文学样式的前驱。郑振铎先生评价：“在敦煌发现……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35]唐朝末年，以“宝卷”“曲艺”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说唱文学开始在张掖等地盛行。以西凉乐（西凉伎）、甘州曲、佛曲、狮子舞、胡旋舞等为代表的张掖文化独树一帜、创新发展，为中华民族音乐舞蹈繁荣增添了文化营养。“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这是元稹《西凉伎》中的诗句，见证了盛行于长安的狮舞文化和胡旋舞（目前，山丹县民间仍然流行这种舞蹈）[36]文化的表演风采，以及张掖文化对长安宫廷音乐舞蹈和民间乐舞的深远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唐室大有胡气。”与唐王朝主流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张掖文化沃土担负起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区”的文化使命。
元朝末年，甘州籍绘画大师史小玉在敦煌莫高窟第3窟创作千手千眼观音壁画，是敦煌壁画艺术最精彩一
初盛唐时期，以唐诗为代表的文化空前繁荣。作为诗歌意象的“焉支山”“峡口”“居延海”“张掖”等地域文化词汇，经常出现在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温情敬意的“诗眼”当中，擢升了诗歌张掖的文化形象，标识着文化张掖的向上精神。“三唐《出塞》诸曲，半指居延。”[30]“出塞张掖”，是边塞诗酝酿创作的摇篮。“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陈子昂《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陈子昂《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王维《出塞作》）“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李白《幽州胡马客歌》）这些绝美的唐诗编织成了“唐代社会一部生动的艺术的历史”，[31]是《全唐诗》中最美的张掖文化名片，浸润我们的智慧心灵，唤醒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滋养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唐代张掖本土大儒赵武孟著《河西人物志》十卷，其子赵彦昭诗作被《全唐诗》辑录一卷共二十一首，其诗风对于沈宋诗派及后世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对文学父子能文善诗、双峰并峙，为政清严，享誉大唐。杜甫在《陈拾遗故宅》一诗中赞誉：“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赵武孟、赵彦昭成为大唐时代最美的张掖本土文化名人。
“边塞张掖”（甘州）不仅是唐诗孕育创作的沃土，而且是唐代大曲绵延生发的故乡。《唐书·礼乐志》云：“天宝间乐曲，皆以边地为名，甘州其一也。”以《甘州子》《甘州》《八声甘州》《甘州乐》等冠名的“甘州曲”，对唐代音乐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甘州曲”“八声甘州”曲子和词牌出现，反映唐代张掖（甘州）是中原音乐西传和西域音乐东渐交汇地，是诗与乐曲交融产生词牌的文化沃土。岑仲勉先生认为：“开元十五年不单是唐诗革新之开基，而且为词或长短句之初孕。”[32]“八声甘州”词牌名铸就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辛弃疾《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张炎《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吴文英《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等千古名篇，成为表达时代精神的超级文化“芯片”，对词和长短句的文学革新及宋词、元杂剧、南北曲、诸宫调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住在张掖的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将流传佛曲《婆罗门》进献给大唐宫廷，唐玄宗亲制曲谱并将其改制为宫廷乐舞《霓裳羽衣曲》，教梨园弟子演练，故有“杨氏创声君造谱”之说。其乐声“跳珠撼玉”般令人陶醉，其舞美“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是中国音乐舞蹈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边塞张掖”名振华夏文坛，成为文化艺术家探访的“网红地”。
“伴随佛教发展而兴起的唐代变文，为我国文学增添一种新的文学样式。”[33]变文、词文、话本等通俗民间文学有更大的发展，“是我国民间文学从乐府民歌的衰落到话本、说唱文学及戏曲繁荣的一个转折点”，[34]是宋元时期话本、诸宫调、词话、弹词、宝卷、戏曲等文学样式的前驱。郑振铎先生评价：“在敦煌发现……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35]唐朝末年，以“宝卷”“曲艺”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说唱文学开始在张掖等地盛行。以西凉乐（西凉伎）、甘州曲、佛曲、狮子舞、胡旋舞等为代表的张掖文化独树一帜、创新发展，为中华民族音乐舞蹈繁荣增添了文化营养。“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这是元稹《西凉伎》中的诗句，见证了盛行于长安的狮舞文化和胡旋舞（目前，山丹县民间仍然流行这种舞蹈）[36]文化的表演风采，以及张掖文化对长安宫廷音乐舞蹈和民间乐舞的深远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唐室大有胡气。”与唐王朝主流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张掖文化沃土担负起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区”的文化使命。
元朝末年，甘州籍绘画大师史小玉在敦煌莫高窟第3窟创作千手千眼观音壁画，是敦煌壁画艺术最精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