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屋兰古镇

笔。常书鸿先生说：“史小玉是不亚于乔托的大画家，了不得。”谢生保、谢静在《敦煌艺术中的千手观音》一文中评价：“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此幅《千手千眼观音经变》都是莫高窟壁画艺术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品杰作。”[37]千手千眼观音壁画，不但对后世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给今天中外舞蹈艺术家以丰富的创作灵感，飞天神女、千手观音、“反弹琵琶舞”等从经典壁画形象“活化”为《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敦煌韵》《千手观音》的舞剧艺术形象，走向舞台、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向世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肩负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演习所”的文化使命
　　明清时期，张掖创办书院、义学、社学诸多，形成“半城书院、半城寺庙”的人文景观。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张掖“立尚书行省学庙……今文庙巷。”[38]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都指挥杨斌建山丹卫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甘泉书院撤修。清康熙八年（1669年），建天山书院。乾隆二年（1737年），建甘泉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年），建山丹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南华书院等。十多所书院和学校开学收徒、培养人才、享誉河西，出现了崇文重教的景象，例如明陈棐《甘泉书院》：“乌府新城有美堂，朱明启候送青阳。邀宾开阁书声近，移席穿林花气香。”再如“昼则弦诵相闻，夜则灯火相映。甘之人文，自是日云”。[39]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五月，王廷赞《甘泉书院碑记》云：“顾见诸生气宇轩昂，可造就者正不乏人，思有以熏陶而涵育之。”[40]甘郡学校教育兴盛，培养了陈瑗（曾任户部主事）、陈祥（曾任翰林院学士）、王建候（曾任户部主事）等10名文进士、100多位贡生以及一大批举人、秀才，他们为国效力并以诗赋留名青史。甘州人刘宽，“刻意经史、星历、医卜之学，尤所邃精……著有《河西赋》”，[41]是明代河西士人唯一流传下来歌颂河西大好河山、灿烂历史的长篇巨赋。清代前期涌现出马羲瑞、陈宏德、任侗等文学之士。杨维祯《祁连积雪赋》、陈宏德《居延郡赋》、高缙《焉支山赋》《甘泉赋》等是歌颂张掖河山的长篇佳作。“甘郡中峙，雄镇屹然”“焉支涤秀，挹朝旭于峨巅，披夕虹于远岫”“张掖之郡，……有泉觱沸，清冷飘香”等是歌颂张掖河山的优美佳句。琴曲家王珊苔、画家贾式古、书法家王积仁皆为清代甘州籍人，艺术影响深远。王积仁的书法作品，还曾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毕沅称赞王珊苔琴曲“安知不翔元鹤于云中，招成连于海上也。”[42]“文以载道，莫尚乎经。文以经邦，莫全乎史。”[43]这个时期，甘泉书院、仙堤书院藏书甚丰，且有甘州人陈洧川购买《十三经》《史记》《资治通鉴》等74种典籍，供甘州士子学习传抄。其教育感化之情态，如甘泉书院院长庄学和《教孝千字文》所言：“灯火五更，丹铅百轴。……讲破唇皮，辞流汗斛。质励陶镕，文挥彬郁。……特附于学校之后，以作诸生楷模云。”[44]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道：“甘州是唐古多省的省府城市，颇为宏大……建造了许多庙宇，供奉着大量的偶像……其中有的偶像呈侧卧式长十步，小鬼则在后面，像弟子一样恭敬侍立。”帖木儿帝国哈菲兹·阿卜鲁在《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描述道：“大卧佛有一手枕于头上，又一手置股上。全身以金涂之，名曰释迦牟尼佛。四周人民，皆来至像前礼拜。”两部海外著作，见证了西夏、元朝时张掖大佛寺佛教文化之兴盛和建筑艺术之精美。明英宗于正统六年至十年给张掖大佛寺颁赐佛经《大明三藏圣教北臧》一部，共收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分作六百三十六函，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部佛经典籍。另外，用泥金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佛教经典珍藏至今。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评价道：“张掖金经，稀世之珍。”万寿寺初建于北周，经隋、唐、明、清历代重修，是一处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木塔是万寿寺内的核心建筑。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重修万寿寺，将十五层木塔改为九层。整个木塔是完整的木质结构造型，体现了我国独具匠心的楼阁建筑艺术特点。诗赞曰：“塔式凌霄汉，钟声叩白云。”马蹄寺石窟群始建于北凉时期，由千佛洞、金塔寺、马蹄南（北）寺、观音洞（上、中、下）等七个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