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组成。目前，尚存文物洞窟37个，保存北凉至清朝塑像500余尊、壁画1200平方米。藏佛殿“三十三天”洞窟营建具有极高的科学性、艺术性、独特性。其金塔寺高肉雕飞天像是我国石窟艺术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其石窟中心柱窟建造形制，对北魏及隋唐石窟中心柱窟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明、清以来，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盛行，马蹄寺成为藏传佛教活动中心之一。《安多政教史》记载：“从凉州向西北行，约有六七天的路程便到甘州城……甘州提督曾迎请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约有十三万大军在马蹄寺迎接。”[45]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指出：“佛教流传中国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固然有了变化，但就其作用来说却只是为名教羽翼，为实现政治服务。”佛教文化与艺术结合，推动了中国壁画、雕塑、建筑创新发展。对以禅入诗、以禅喻诗的诗风和以佛教为题材的志怪小说、章回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众生平等、克制自我、慈悲利他、至善境界的佛教伦理思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秦腔戏班“忠义班”在高台县宣化乡乐善堡诞生。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掖共诞生了32个戏班，证明张掖戏曲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久远。戏班活动范围遍及河西走廊和新疆哈密地区。秦腔是大众性通俗性舞台艺术，其特点是唱腔高亢激越、感情饱满、宽音大嗓，舞蹈动作粗狂豪迈，剧目繁多、内容丰富。上至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传说，下至社会各阶层历史故事，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或歌颂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如《岳飞》系列戏、《苏武牧羊》等。或批判封建腐败黑恶，如东周列国系列戏《杀妲己》《穿龙珠》等。或颂扬传统美德，如《三娘教子》《周仁回府》等。或批判封建婚姻制度罪恶，如《王宝钏》《玉堂春》等。古老的戏剧丰富了河西百姓的日常精神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以来，张掖戏曲焕发出新的生机，以张掖市七一秦腔剧团为代表的表演团体，创作演出了《秦香莲》《西域情》《黄土情》等剧目，在西北五省及全国汇演中多次获奖，出色完成了给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的专场演出和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的演出。造就了一批重要剧作者、导演、演员、音乐、舞蹈等艺术队伍，形成了表演形式、声控艺术、音乐伴奏等独特的风格。
　　河西宝卷是在河西走廊流传佛经和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元讲史、讲经、说话的基础上散韵结合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成为当地民众在农闲及各种节庆中最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46]张掖现存宝卷三百多卷，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张掖地域特色。主要有尊老敬老的，如《敕封天平仙姑宝卷》《劈山救母宝卷》等。有除暴安良的，如《花灯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等。有宣扬婚姻自由的，如《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侯梅英宝卷》等。张掖宝卷作为一种平民文化，主要靠文字传抄和口口相传的形式在民间传播，特点是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感人。唱腔灵活多变，不拘一格。语言质朴，乡土气息味重。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作为明清民间说唱艺术的宝卷，在张掖城乡发挥了信仰需求、生活娱乐、思想教化、知识传播的作用，深受河西人民欢迎。其代表作《敕封天平仙姑宝卷》产生于黑河流域临泽县民间，共由19个故事情节构成，叙述了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至明崇祯九年（1636年）一位临泽姑娘平天仙姑修板桥、救渡霍去病军队、惩罚夷人焚烧庙宇、黎山老母点化成仙的故事，寄托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黑恶丑恶势力的鞭挞。平天仙姑是张掖人民创作的口口相传的文化形象，是植根于张掖本土的民间信仰。“甘镇北堡名曰板桥，境外庙曰仙姑……香火日繁，人益敬信。”[47]《仙姑宝卷》是一部反映张掖人民斗争和生活的史诗，对研究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张掖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河西学院方步和教授编著了《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张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永成主编了《金张掖民间宝卷》，都是研究河西（张掖）宝卷的重要成果。
　　《甘州府志》曰：“立春前一日，迎春东郊，师巫，社火，杂陈百戏，庶民纵观之。立春日，如常仪。”其记载反映了乾隆年间张掖社火、百戏，师巫在城市东门进行表演的盛况。张掖民间社火形式有锣鼓类、秧歌类、车船轿类、高跷类、灯火类、武技类等。民乐顶碗舞、山丹太平车、临泽八仙马子、高台倒羊角舞、甘州狮子上缆线（上板凳）、甘州黄河灯阵等最具代表性。其驱邪禳灾的心理、自娱自乐的消遣、形象生动的教育、聚会交流的沟通、自我表现的认可等民俗现象，承载着张掖百姓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为我们研究乡土张掖历史人文变迁，挖掘整理张掖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清代张掖地方官对明朝方志进行了抢救和保护，主要表现在杨春茂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刊《甘镇志》。该志分地理志、建制志、兵防志、岁计志、人物志六门，记载了明朝陕西行都司东界黄河、西至哈密、南到西宁、北到居延从西周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二千多年的自然、社会、历史情况，是研究河西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