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酿鱼

和对火候微妙的把握熟练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饮食文化的政治实践者，钱钟书说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其实，伊尹首先是政治家，他真正领略了饮食文化的奥秘，知道如何调和关系，而春秋时期著名厨师易牙则相反，为讨好齐桓公不惜蒸献儿子，自己也身败名裂。
　　“五味调和”是烹饪的最高技巧，所谓“和”就是酸、苦、辛、咸、甘应有尽有，无一味突出但又每味兼具，这也是“礼”的本质和要达到的目的。治国理政说到底就像烹饪一样，不同的关系就像不同物性的食材，必须通过精致的搭配和精心的调制，使其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治出于一”，中国政治文化与饮食文化一样，深刻微妙却难以名状。调和是物性的相抵相融，是各种关系平衡后展现的秩序和统一。可以说“三礼”所记载的西周饮食文化是王室饮食文化，是一种规范人心和社会的饮食文化，它是以饮食来隐喻和传达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明晰上下尊卑关系，规训和教化臣民的手段和技巧，因此，它归属于政治文化。从先秦开始，中国人吃饭不完全是为了填饱肚子，在食物下肚的那一刻，纲常伦理、家国情怀就随之下肚，并积淀成为中国人无法改写的文化基因。但“礼不下庶人”的先秦古训也在提醒人们，食礼文化也是一种身份文化，身份的区隔与社会关系的差序也是“礼”的重要内容，我们看到文献记载的周以来的饮食文化实际上是宫廷王室的饮食文化，而“君子远庖厨”的文人传统也使先秦以来庶民社会的饮食文化未能进入历史书写的视野。
　　以味论食：汉魏饮食的文化觉醒
　　“周衰，礼废乐坏。（《史记·礼书》）”“礼崩乐坏”始于礼器、礼制、礼仪，争夺象征权力的那个烹煮器具，成为春秋战国期间的历史主题。“礼崩乐坏”为秦问鼎中原创造了良机。秦国的礼制色彩本就较为淡漠，变法后的秦国重利轻义、重农抑商、重法尚武，没有繁文缛节的食礼规矩。汉初定都长安，汉承秦制，萧条的社会经济和黄老无为政治的影响使汉初社会饮食文化的政治化趋于淡化，虽然文景之后社会逐渐富庶、宴饮之风日渐，董仲舒独尊儒术又使食礼文化逐步回归，但儒表法里的政治现实使礼制技术化、仪式化、手段化。文献中汉代宴飨形式多样，宫廷的朝会大宴、君臣宴飨和赐酺等礼仪威严，但饮食文化的工具化日益明显，举办宴会成为朝廷展示威仪、笼络臣民的手段。官府、门阀之间也宴饮成风，汉画像石《庖厨图》就相当详实地描绘了官僚门阀阶层的饮食文化。《庖厨图》以肉食加工烹制为主，但先秦到秦汉，一般百姓是吃不到肉的。《左传·庄公十年》《孟子·梁惠王上》以及《汉书·食货志》等记载皆可佐证，食肉也是身份政治。《庖厨图》反映的是汉代官僚权贵的饮食文化。在经历了“礼崩乐坏”之后，秦汉的饮食文化虽然还充满政治色彩，但已不再是先秦泛政治化的饮食文化，政治堕落为权术，文化演变为手段，王室的饮食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