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秦岭以北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旱地粟作农业系统和秦岭以南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水田稻作农业系统。苏先生说的“互补”和“联系”，在秦岭北麓的西安也有体现。在西安的长安区、高新区等地仍种植有被认为是南方的农作物水稻。秦岭被誉为生物基因库，也是因为它同时汇聚了南北动植物区系的诸多物种，生物多样性丰富。 
　　秦岭在人文上和合多元文化
　　秦岭不仅是一座雄伟的自然之山，也是一座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之山。《汉中府志校勘》记载，“其声音山南近蜀则如蜀，山北近秦则如秦”，[7]这正是对秦岭地区多元文化环境的真实写照。秦岭不仅和合了南北地理，也和合了多元文化。有人指出，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秦岭文化体现出极大的“兼容性”。在人文方面，秦岭是中国南北方文化、中西方文化的聚合区和交汇区，西北有秦陇文化，西南有巴蜀文化，东南有湘楚文化，东北有燕赵文化和三晋文化。秦岭皆能以博大的胸怀与其和谐共生。在肖云儒看来，“秦岭是中华文化的‘十’字交叉点。它把中国古代文明隔离开又衔接起来。这个‘十’字的西北边是秦陇文化区，西南边是巴蜀文化区，东南边是湘楚文化区，东北边就是燕赵文化和三晋文化区，在空间上中国古代各个文明板块大致是朝向这个‘十’字，就是秦岭、黄河十字聚拢集中的。”[8]秦岭与周边多元文化的诸多要素是在相互冲突中融合的，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往往会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这就是具有重要人文精神的秦岭和合文化。因此，肖云儒所说的“隔离”又“衔接”，指的就是和谐共生。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周秦汉唐文化之所以能彪炳史册，成为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秦岭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能够和谐共生，与周边国家的文明能够交流互鉴，并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将“和合”这一特性延续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儒释道也是在秦岭逐步和合的。宋虹桥指出，秦岭的终南山为儒释道文化的互补和合提供了天然环境。从西周建都于终南山北麓，至秦汉、隋唐时期，是终南文化融汇儒、佛、道等各家学说，充分发展、并确立自己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时期。[9]周人在秦岭建立了一套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西周礼乐文化，倡导谦和有礼，威仪有序。这成为孔子儒学的重要渊源，孔子曾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他毕生致力于复兴周礼。西汉董仲舒在秦岭山下的长安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思想，经汉武帝推行，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学说。东汉的马融承前启后，传承儒学。至北宋时期，张载在秦岭太白山脚下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成为儒家学者的最高追求。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在秦岭楼观台完成《道德经》，道家思想由此发源。楼观道也依此而诞生。秦岭山中的孙思邈虽为道士，但也融合佛教文化，如他的著作《千金翼方》中的“正禅方”“阿伽陀”等药方药名，均来自佛教文化。自两汉之际佛教文化传入秦岭地区之后，历经两千余年，秦岭及其附近的城市成为佛法僧的汇聚之地，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高地。佛教也在和儒道交涉过程中和谐共生，共同成为秦岭和合文化的重要代表。
　　秦岭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天人合一之精神
　　秦岭在自然上和合中国南北；在人文上和合多元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同样体现出和合的特点，这一特点，是通过天人合一表现出来的。人来源于大自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天人合一”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合”：人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达到平衡与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专门强调了“天人合一”。钱穆曾指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张岱年从“和合”角度对“天人合一”展开研究，他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10]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是“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11]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从和谐共生视域看，秦岭文化中蕴含有丰厚的“天人合一”思想。秦岭孕育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老子在秦岭楼观台所著的《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出宇宙之间的基本结构是人、天地、道、自然。人应该清静无为，谦卑自处，效法自然法则，尊重自然规律。老子还指出，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