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引导农民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创作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规范高尚的生活行为和道德表现，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健全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调动各方资源，让农民、乡贤、管理者、投资建设者、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参与，形成多元互动的治理局面。健全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积聚智慧，对乡贤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主流价值文化等进行整合与利用，形成宏大的文化知识宝库和深厚的精神财富。 
　　建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制约因素
　　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建构逻辑要遵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充分考虑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受到环境、人力、政策等方面的阻碍。
　　（一）环境因素：市场经济的多元价值冲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乡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除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外，乡村养殖业、旅游业、运输业、工商业等迅速兴起，使得乡村文化依附的经济结构逐渐多元化，导致乡村文化打上冷漠化、物质化、消费化的现代性标签。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市场经济条件催生了村民的逐利性，经济利益计算充实着村民的思想价值，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取向被弱化，村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变得理性和冷漠。例如：在赡养老人上，子女多的家庭会考虑赡养费分摊、老人身体健康情况、是否可以帮助料理家务等利益与成本计算，严重会导致父子反目、子女成仇，传统的忠孝文化被解构；在邻里关系上，播种收获、红白喜事等团聚一起相互帮忙的现象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支付报酬、漠不关心、互不相聚等情况，“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文化逐渐消失；在传统节气上，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里，因子女工作忙、路途远、开支大等原因，村民中的老人们期盼的家人团圆被微信红包、祝福信息、快递包裹、礼品盒等取代了，传统乡村文化的仪式感和价值感被边缘化。同时，乡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人情攀比、麻将赌博娱乐、短视频直播与消遣等物质化、消费主义、庸俗化、浪费严重等现象非常普遍，勤俭、节约、戏曲、民谣等优秀传统文化与乡俗技艺被削弱，村民的价值观念在日益商业化、时尚化。这些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价值给乡村文化带来极大冲击，从而大大增加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困难。
　　（二）人力因素：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偏差
　　乡村文化管理部门（者）和农民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主要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出现了“越位”与“缺位”的偏差。一方面，乡村文化管理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实际的文化治理过程中，对文化的组织建设、产品制作、运行管控、总结反馈等均是行政指令性，行政管理部门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带有“一手操办”的色彩，缺乏与农民的互动，出现了文化治理的“越位”现象。当然，在行政色彩较为严重的文化治理机制下，通常以“行政思维”和“商业思维”进行文化治理，就缺少了对农民的人文关怀，缺少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并且对赌博、封建迷信、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陋风陋习缺少管束，存在“缺位”现象。另一方面，农民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缺位”。受传统的封闭、保守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伴随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在乡村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多处于被动接受和无序散漫的状态，而且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和视野狭窄，致使其主动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意识和自觉有限。
　　乡村文化的消费者、乡村建设的投资者及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等流动人员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次要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失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治理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在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中，除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农民比较稳定的主体外，乡村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反馈与诉求机制不通畅，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村青壮年具备一定的文化视野，但是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机会偏少，这些不稳定的乡村文化治理的次要主体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三）政策因素：文化运行的全链条管理不均衡
　　乡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乡村文化治理中起着导向作用，要对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政策进行决策、执行、考核、反馈和监督，然而在乡村文化治理的实际过程中，往往缺乏全链条的管控。在政策决策上，基于上级指示文件多、倾听基层建议少，基于理论思考多、实地调查研究少，基于经验资历多、紧跟时代主流少，致使决策出台的文化治理政策科学性不强。在政策执行上，执行人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差别、执行前的政策宣传不到位、执行过程的不规范、执行问题与结果的不透明都会影响执行效果，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主要目标难以完全贯彻实现，农民的文化价值获得感被削弱。在评估反馈上，乡村文化治理普遍缺乏评估与反馈机制，对文化政策执行过程的前期、中期、后期无法达到科学评价，文化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双向互动反馈不畅，农民的文化需求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