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统筹主导、县级组织实施、乡镇抓好落实、村社落地生根的上下联动机制，形成联动、融合、集约、高效的政府负责制。全面落实县级领导联村、乡镇领导包村、第一书记驻村、县直单位结对一个村的“四个一”工作制度，提升基层政府工作能力，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三）强化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深入开展“两反四防”，严厉打击涉藏违法犯罪，持续开展重点乡镇综合整治。高举法治大旗，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干预行政司法村务、插手矛盾、阻挠重点工程建设、赌博、高利放贷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县乡村三级人民调解组织，践行“枫桥经验”，优化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机制，建立并发挥“诉前调解中心”效能。积极创建平安边界，注重毗邻县、乡、村之间的睦邻友好，最大限度将草山地界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创新虫草采挖期维稳工作方式，推行“单双日”轮流采挖制，实行“一人一票、凭票采挖”。
　　（四）拓展渠道，完善公众参与的社会协同机制
　　积极培育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经济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居民之间建立民主协商的对话机制，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明确社会治理“人人有份、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推广“百姓说事”“乡贤参事”“民情恳谈”“百姓随手拍”“12345电话热线”等做法，使社会治理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评判和监督，鼓励人人都做网格员、监管员。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形成民主、协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基本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惠互利的社会协同机制。
　　（五）“四治融合”，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围绕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加快各州县自治条例修订工作。持续推进法律“七进”，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不断完善分业、分类、分众法治宣传教育体制机制。增强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力，全面落实法律援助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扎实推行“以案释法”，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挖掘和运用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保护生态等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做好与时代精神的衔接与转化。
　　发挥身边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多种形式表彰先进、选树典型，强力推进移风易俗，发挥德治的先导作用；健全完善村级事务决策、执行、监督等机制和党组织领导下的妇女、青年、治保会、调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各类自治组织在组织动员群众、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村级组织、寺院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寺规僧约，增强其针对性和执行力。因地制宜建立议事协商载体，逐步形成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良好局面，有效发挥自治的基础作用；按照省委关于不同层级综治中心功能定位的要求，推进州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建设，抓牢城乡网格化管理和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两个重点，建成了一站式社会治理联动平台。按照标准化建设、实体化运转的要求，严格执行综治中心项目建设规划，健全工作制度，各地综治中心建设基本完成。
　　依托“雪亮工程”“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初步形成“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智治的支撑作用。
　　（六）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构建积极健康和顺的宗教关系
　　以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为基础，采取多种形式将条例的具体要求落实到宗教工作中，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果断处置宗教领域违规违法活动，进一步明确住建、市监、民政、文旅、税务等部门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执法责任，整合执法力量，推进联合执法，规范宗教活动，保证宗教健康发展。
　　持续深化宗教团体的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四史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政策法规、社会主义法治、财税监管等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藏传佛教寺院“教风年”建设活动和伊斯兰教“团结开寺”行动，创建“五好”和谐寺院与培育“五爱”宗教人员。建立了以民宗部门、财政局牵头，各相关部门为成员的藏传佛教寺院财税监管协调机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推动寺院财务监管工作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
　　持续完善“三种管理模式”，实现动态调整的常态化管理。坚持“一寺一策、一僧一档”，制定完善了寺院工作应急预案，注重发挥好寺管干部和驻寺工作组的作用，全面加强“五位一体”管理模式。严格宗教活动的审批管理，对各类佛事活动实行“先批后办、备案登记”。
　　青海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深化不够
　　一是2014年我国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之后，青海农村部分农转非户籍人口，因不了解非农业户口所享有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