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时驰马百里，不见一户人家。”[ 3]
　　（二）内外交困局面所迫
　　抗日战争开始后，边区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驻扎的军队横行乡里，藐视中国主权。他们对当地百姓肆意残害，为所欲为，导致人民各种基本权利和利益都无法保障，既没有稳定的土地，还要遭受暴政、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等的重重压榨，因此边区家庭破败已是再寻常不过的现象，人民纷纷逃亡，造成当地土地荒废，生产衰落。
　　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国民党顽固派担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势力壮大，在敌后战场也加紧了反共及投降活动，对边区进行了政治破坏、经济孤立和军事封锁。封锁边区和外界的交易，限制边区贸易，给边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国民党于1940年10月起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三）以大生产运动为契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积极抗日政策开始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逐渐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先后制造多起摩擦事件。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此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了渡过这次难关，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粉碎国民党想要消灭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企图，支援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论合作社》的讲话，11月，又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向边区人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阐明了组织起来的道路、方针和方法等问题。[4]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关于财政经济建设的指示》也明确指出：“现在就全国形势说投降危险正在增长，新的反共高潮成为投降的必然准备步骤，陕甘宁边区在为着打破日增的困难，为着反对投降，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力争好转的严重任务，又为着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充实与活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财经政策上已不容我们慢步的走，则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这就是陕甘宁边区目前财经政策的新方向，这就是开展在陕甘宁边区党与政府以及全体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严重任务。”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民众积极参与，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如劳动英雄赵占魁、吴满有、黄立德、刘建章、郭凤英、马丕恩等，这些劳动模范的出现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投身大生产运动、争当劳动模范的热情，继而推动了模范村建设的发展。
　　（四）得益于乡村社会的改造
　　20世纪3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是贫穷、落后、封建的代名词。长期的贫穷使得陕甘宁边区充斥着多种社会问题，如地主占有土地，农民遭受剥削；边区灾民难民人数众多；文化教育水平落后；买卖婚姻等恶劣婚姻习俗盛行；民风彪悍，土匪猖獗；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毒化政策”使得边区烟毒问题肆虐；大量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严重干扰了边区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等。为解决如上问题，团结更多的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措施改造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在改造的过程中边区民众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因此涌现出了许多类型的模范村，如生产模范村、纺织模范村、运盐模范村、文化模范村、卫生模范村等。模范村建设既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问题，也使得陕甘宁边区在模仿、学习、进步的循环模式中日益摆脱了贫穷封建的面貌，逐渐向好发展。
　　模范村的类型及建设方式
　　（一）模范村的类型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模范村建设也如火如荼的展开，广大农民的思想得以转变，他们意识到只有自己动手，积极投入生产，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这期间涌现出了许多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随后也带动全村积极劳动，积极生产，从而催生了各种类型的模范村。
　　1、生产模范村
　　陕甘宁边区的模范村中数目最多的便是生产模范村。这是因为在模范村建设初期，边区政府最注重的就是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调动大家的生产热情，如延安市提出的“十一运动”方针，主要包括以下十一个方面：“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有一架织布机。三、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炉。四、每乡一个民办学校和夜校，一个识字组和读报组，一个黑板报，一个秧歌队。五、每人识一千字。六、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每村一个接生员。七、每乡一个义仓。八、每乡一个货郎担。九、每户一牛一猪。十、每户种活一百棵树。十一、每村一个水井，每户一个厕所。”[5]“十一运动”涵盖了边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除延安之外的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种全民投入生产的环境影响下，各个生产模范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大家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动，发展农业生产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