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四：2013-2022年甘肃省进出口额历年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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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不足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给甘肃省带来重大机遇，但受制于各种因素影响，甘肃省虽然在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海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止跌企稳，但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挑战：
　　（一）外向型产业体量小、发展慢、水平低、结构单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
　　外贸规模小、依存度低。在外贸规模上，甘肃省十年来年均进出口额仅约470亿元。在外贸依存度上，以2022年为例，甘肃省进出口贸易额仅占全省GDP的5.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76%，在西北五省中，低于陕西（14.75%）和新疆（13.89%），与宁夏大致持平（5.07%），高于青海（1.19%）。
　　外贸发展速度有限。甘肃省进出口贸易在经历了伸延“V”型的发展轨迹后，目前尚未恢复到2013年的水平。
　　外贸结构单一，抵御风险能力弱。除少数头部企业外，甘肃省7000家外贸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资金和技术实力较弱，有实际业绩的企业数量少。在进口贸易中，甘肃省严重依赖金川公司、白银公司、酒钢集团等对资源型产品的进口。例如，2022年，金川公司镍、铜、钴等为主的有色金属产品进出口总值占到全省的40%以上、白银公司进出口贸易额则超过15%。在出口结构中，除了少数半导体、新材料等高新产品外，甘肃省出口产品以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普通金属制成品或初级加工品为主，缺少高科技、高附加值、具有品牌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农产品出口大部分为初级产品，产品档次、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品牌知晓度较低，生产碎片化、小额贸易居多、增长空间有限的缺点突出。
　　（二） 进出口贸易比例、质量面临挑战，外贸规模持续增长面临挑战
　　甘肃省进出口贸易比例从比较均衡到贸易逆差不断加大。由图四可知，2013年甘肃省进口额与出口额相差最小，对外贸易结构较为均衡，此后三年出口额持续增加，外贸顺差加大。2017后，甘肃省出口贸易额迅速下降且一直呈低迷状态，进口额则不断攀升，两者剪刀差不断拉大。
　　甘肃省进出口贸易的质量正在下降。2013-2015年，甘肃省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农产品、机电、高新产品出口占比在2015年由36%提高到41%。但此后，相对单一的矿产品、镍钴原料等资源性产品占到甘肃省进口产品中的大头，出口产品值整体下降。目前，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具有质量和品牌优势的机电高新产品出口正在减少，反映了甘肃省工业制造的能力正遭遇挑战。
　　十年来，甘肃省由民企主导进出口的格局再次转变为国企主导进出口的基本格局。长期以来，金川公司、酒钢集团、白银公司是甘肃省传统的三大外贸主体。2014年，甘肃省民企外贸比例（63.86%）首次超越国企后，民企在2015（70%）、2016年（68.8%）均超过国企，开始主导甘肃省的进出口贸易。2017年随着中美贸易战开启，甘肃省出口逐渐低迷、整体下滑。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甘肃省资源型产品进口值增加，国企绝对主导甘肃省外贸的基本格局重新形成。这反映甘肃省民企在外贸中正面临严峻形势。
　　综合上述几点，由于甘肃省出口萎缩、民营企业主体地位不再，进口产品以资源型产品为主且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波动很大，甘肃省未来外贸持续增长面临严峻挑战。
　　（三）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通道枢纽的比较优势难以彰显
　　尽管甘肃省建成并运营一批对外开放平台，但综合保税区、中川机场、铁路口岸、国家经济开发区等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引进的优质性龙头企业数量较少、规模效应低、外贸产业层次低、企业利润低、效益欠佳，口岸经济和产业经济未形成规模，难以有效支撑国际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有限。
　　比如，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功能优势（保税维修、保税研发、融资租赁）难以充分发挥，主要开展木材、粮食保税加工等业务，一些进口口岸（武威）自获批以来甚至未实际开展业务，影响省内其他城市申报新的口岸。加之，兰州尽管在中国陆域版图的中心，周边缺少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和进出口产品，综合物流成本仍然较高，通道物流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因此，部分农产品（如洋葱、土豆）、化工品、中药材更多地通过外地贸易公司代理或边贸出口，导致相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