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治理视角下社区党建作用发挥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正做到“利为民所谋”。
（三）组织维度：着眼功能界定、资源协调、组织嵌入进行组织整合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与力量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10]
首先，应实现组织功能的界定。从治理的实际过程中看，正是党的功能作用发挥的边界模糊频繁导致“错位”“越位”“缺位”现象的出现。故首先应进行党组织功能作用的界定，明确社区党组织应在社区政治性事务中发挥主体作用，从事政策宣传、思想教育、统筹协调等工作；在行政性事务中发挥嵌入作用，辅助信息采集、事务监管等公共管理工作；在社会性事务中发挥引导作用，促进邻里和睦并推动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
其次，应实现组织资源的协调。科层制结构惯性下，基层治理体系普遍存在着条条矛盾、条块矛盾和层级矛盾，而党组织能够利用其治理核心的地位充分协调整合组织资源，缓和各类主体矛盾，凝聚各方力量并形成治理合力。
再次，应实现组织体系的嵌入。党组织的整合不仅需要内向的功能与资源的整合，还需要外向的组织扩展与嵌入。嵌入对象既可以横向扩展到社区内的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等主体，也可以纵向嵌入社区下辖的居民小区，实行“小区党建”。推动党组织体系扩展与嵌入更多主体，既有利于缓解“行动困境”，也有利于规范协调社区内集体组织的行动模式。
（四）技术维度：着眼目标锚点、要素机制、内在逻辑进行技术整合
技术治理适应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需求，已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新发展方向。
首先，技术整合应锚定“技术驱动党建工作”与“技术驱动社区治理”的结合展开。一方面，技术驱动党建工作以“智慧党建”为宗旨，通过搭建党建管理平台，将主题党日、党费收缴等党务工作移至线上，有效避免原有工作中的数据造假、重复操作等问题，实现了社区党组织工作的规范化，实现了数字技术逻辑对传统工作逻辑的覆盖；另一方面，技术驱动社区治理旨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生活便利性、治安稳定性、关系融洽性并最终形成社区的善治，并通过建设社区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推广各类便民政务APP等技术手段增进公共利益。
其次，在要素机制上，技术整合的核心在于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使用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社区内部的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利益表达与整合。其中，各类终端平台如电脑、智慧大屏等充当窗口与载体进行信息发布与获取，而数据库资源、平台的运转维护则充当后台保障，软硬件双管齐下，共同构成了社区技术治理的基础根基。
再次，在内在逻辑上，应处理好技术治理逻辑与传统社区工作逻辑的张力，防止新旧逻辑的脱轨。传统社区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效率提升、威信树立及人情培育进行问题的处理与矛盾的化解；而智能技术嵌入社区治理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际关系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容易导致社区工作者远离群众现象的产生。需注意技术的应用、变革都是以维护人的价值、增进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的，技术的嵌入不应妨碍个人的自由，也不应损害公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2][10]《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物》，人民出版社，2022：49+61+34页。
[3]杨宏山：《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载《新视野》，2015（03）：28-35页。
[4]唐文玉：《政党整合治理：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模式诠释——兼论与总体性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比较》，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03）：21-27+156-157页。
[5]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载《探索与争鸣》，2019（08）：85-100+198页。
[6][7]卢爱国：《城市区域化党建与基层党组织社会整合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80+160页。
[8]陈秀红：《从“嵌入”到“整合”：基层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05）：64-7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页。
作者简介
范家胄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陈怡伶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研究室副主任、三级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
（三）组织维度：着眼功能界定、资源协调、组织嵌入进行组织整合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与力量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10]
首先，应实现组织功能的界定。从治理的实际过程中看，正是党的功能作用发挥的边界模糊频繁导致“错位”“越位”“缺位”现象的出现。故首先应进行党组织功能作用的界定，明确社区党组织应在社区政治性事务中发挥主体作用，从事政策宣传、思想教育、统筹协调等工作；在行政性事务中发挥嵌入作用，辅助信息采集、事务监管等公共管理工作；在社会性事务中发挥引导作用，促进邻里和睦并推动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
其次，应实现组织资源的协调。科层制结构惯性下，基层治理体系普遍存在着条条矛盾、条块矛盾和层级矛盾，而党组织能够利用其治理核心的地位充分协调整合组织资源，缓和各类主体矛盾，凝聚各方力量并形成治理合力。
再次，应实现组织体系的嵌入。党组织的整合不仅需要内向的功能与资源的整合，还需要外向的组织扩展与嵌入。嵌入对象既可以横向扩展到社区内的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等主体，也可以纵向嵌入社区下辖的居民小区，实行“小区党建”。推动党组织体系扩展与嵌入更多主体，既有利于缓解“行动困境”，也有利于规范协调社区内集体组织的行动模式。
（四）技术维度：着眼目标锚点、要素机制、内在逻辑进行技术整合
技术治理适应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需求，已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新发展方向。
首先，技术整合应锚定“技术驱动党建工作”与“技术驱动社区治理”的结合展开。一方面，技术驱动党建工作以“智慧党建”为宗旨，通过搭建党建管理平台，将主题党日、党费收缴等党务工作移至线上，有效避免原有工作中的数据造假、重复操作等问题，实现了社区党组织工作的规范化，实现了数字技术逻辑对传统工作逻辑的覆盖；另一方面，技术驱动社区治理旨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生活便利性、治安稳定性、关系融洽性并最终形成社区的善治，并通过建设社区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推广各类便民政务APP等技术手段增进公共利益。
其次，在要素机制上，技术整合的核心在于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使用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社区内部的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利益表达与整合。其中，各类终端平台如电脑、智慧大屏等充当窗口与载体进行信息发布与获取，而数据库资源、平台的运转维护则充当后台保障，软硬件双管齐下，共同构成了社区技术治理的基础根基。
再次，在内在逻辑上，应处理好技术治理逻辑与传统社区工作逻辑的张力，防止新旧逻辑的脱轨。传统社区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效率提升、威信树立及人情培育进行问题的处理与矛盾的化解；而智能技术嵌入社区治理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际关系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容易导致社区工作者远离群众现象的产生。需注意技术的应用、变革都是以维护人的价值、增进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的，技术的嵌入不应妨碍个人的自由，也不应损害公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2][10]《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物》，人民出版社，2022：49+61+34页。
[3]杨宏山：《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载《新视野》，2015（03）：28-35页。
[4]唐文玉：《政党整合治理：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模式诠释——兼论与总体性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比较》，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03）：21-27+156-157页。
[5]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载《探索与争鸣》，2019（08）：85-100+198页。
[6][7]卢爱国：《城市区域化党建与基层党组织社会整合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80+160页。
[8]陈秀红：《从“嵌入”到“整合”：基层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05）：64-7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页。
作者简介
范家胄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陈怡伶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研究室副主任、三级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