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步提升，产值接近并逐步超过第二产业总值，年增长接近2.08倍，年均增速8.8%，市域经济结构变化较大，第三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能，同时，第一产业总值增速最慢，发展后力不足，第二产业增长缓慢，在2015年出现下降后逐步提升，这与当年政府强力淘汰落后产能、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有关。另外，从三次产业贡献比例来看，市域经济三产结构发生了调整，一次产业贡献率在2016年、2018年都出现了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已成为市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值贡献体。纵向对比11个市区可以看出，西安市经济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0.7%，处于领先地位，杨凌示范区、安康市、商洛市、汉中市等陕南城市的增长率也呈现较高水平，但总体来看，11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起伏的趋势，区域发展不均衡，特别是在2020年，多个地区出现了负增长。
（二）市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慢，消费需求逐步增加
从投资增速来看，各市区均存在逐年回落的趋势。2020年陕西市域固定资产投资额同上年相比，同比增长1.2%，但整体趋势同2013年相比，处于逐步下降的趋势，从2013年至2020年各地区增速横向对比来看，各地区增速也处于逐年下降趋势，并且分化比较明显，平均增速在15%以上的地区有6个，分别是安康市18.5%、宝鸡市17.5%、杨凌示范区17.4%、汉中市15.5%、铜川市15.5%、商洛市15.4%，平均增速在10%以上的地区有2个，分别为咸阳市14.2%、渭南市12.6%。
从陕西省市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情况来看，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增长，陕西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3年的5452.65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9605.92亿元，平均增速达到8.6%；同时，横向对比来看，各市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在稳步增长，从2013-2020年，西安市整体增幅为2090.68亿元，整体体量和增量都排在第一，其次分别为咸阳市、宝鸡市、渭南市、汉中市、榆林市、安康市、延安市、商洛市、铜川市、杨凌示范区。表明市域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正快速增长，且与地区经济体量成正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经济增长的动能在逐渐转换。
（三）公共预算收入波动明显，南北区域差异较大
从陕西省市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来看，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出现了“增-降-增”的波动趋势，从2013-2020年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但增量较低，西安市域公共预算收入由2013年的501.9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724.14亿元，增量仅为222.16亿元，其余地区增量也呈现出断崖式差距，超过100亿元的仅有榆林市，为145.51亿元；其余市域增量均在20亿元以下，商洛市还出现了负增长的状况。从陕西省“关中-陕南-陕北”地区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上都呈现增长，关中地区由2013年748.53亿元增长为2020年1012.63亿元，陕南地区由2013年86.86亿元增长为2020年98.39亿元，陕北地区由2013年416.12亿元增长为2020年570.08亿元；从增速来看，关中、陕南、陕北均出现过负增长，表明在疫情的冲击影响和国家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市域政府财政实力虽有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
市域经济发展丞待解决的陕西难点
（一）市域经济规模较小，产业发展力不足
作为西部地区的文旅大省，陕西市域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特别是省会西安顺利跻身新一线城市，GDP总量突破万亿，位居西北地区首位，但相比沿海发达地区，陕西市域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从经济规模来看，除西安市以外，其余10个地区的GDP总量较小且差距较大，整体规模和体量呈现出断层式分布的格局，虽然有部分城市，例如能源强市榆林市、关中平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宝鸡市、紧邻省会城市的咸阳市等都保持着显著的经济总量增加和增速，但后续增速明显不足，市域经济发展过于缓慢。
其次，在传统产业中行业排头兵的引领作用不断弱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存在下降趋势，虽然市域经济三产结构的调整与国家政策调整基本同步，但只有部分企业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好处，大部分企业在调整中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发展趋势。
（二）市域全社会固定投资不足，区域发展差距过大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投资，投资与GDP是紧密相连的重要指标之一，陕西11个地区固定投资在八年间总体呈增长趋势，但横向对比可以看出，多数地区实则有下降趋势甚至负增长，市域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整体不足，各地区之间固定投资总额差距过大，最大差距达到了9029.8亿元，不利于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结合市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情况分析来看，对于消费需求的拉动也出现参差不齐的状态，并未形成资源互利互惠的良性局面，反而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三）中心城市规模不足，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市域经济的发展基础首先是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端要素流向中心城市（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都需借助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带动效应。初期的发展需要各种要素流入中心城市集聚，推动市域经济发展，新兴产业获得较好效益，城市不断壮大扩容，
（二）市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慢，消费需求逐步增加
从投资增速来看，各市区均存在逐年回落的趋势。2020年陕西市域固定资产投资额同上年相比，同比增长1.2%，但整体趋势同2013年相比，处于逐步下降的趋势，从2013年至2020年各地区增速横向对比来看，各地区增速也处于逐年下降趋势，并且分化比较明显，平均增速在15%以上的地区有6个，分别是安康市18.5%、宝鸡市17.5%、杨凌示范区17.4%、汉中市15.5%、铜川市15.5%、商洛市15.4%，平均增速在10%以上的地区有2个，分别为咸阳市14.2%、渭南市12.6%。
从陕西省市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情况来看，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增长，陕西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3年的5452.65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9605.92亿元，平均增速达到8.6%；同时，横向对比来看，各市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在稳步增长，从2013-2020年，西安市整体增幅为2090.68亿元，整体体量和增量都排在第一，其次分别为咸阳市、宝鸡市、渭南市、汉中市、榆林市、安康市、延安市、商洛市、铜川市、杨凌示范区。表明市域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正快速增长，且与地区经济体量成正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经济增长的动能在逐渐转换。
（三）公共预算收入波动明显，南北区域差异较大
从陕西省市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来看，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出现了“增-降-增”的波动趋势，从2013-2020年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但增量较低，西安市域公共预算收入由2013年的501.9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724.14亿元，增量仅为222.16亿元，其余地区增量也呈现出断崖式差距，超过100亿元的仅有榆林市，为145.51亿元；其余市域增量均在20亿元以下，商洛市还出现了负增长的状况。从陕西省“关中-陕南-陕北”地区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上都呈现增长，关中地区由2013年748.53亿元增长为2020年1012.63亿元，陕南地区由2013年86.86亿元增长为2020年98.39亿元，陕北地区由2013年416.12亿元增长为2020年570.08亿元；从增速来看，关中、陕南、陕北均出现过负增长，表明在疫情的冲击影响和国家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市域政府财政实力虽有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
市域经济发展丞待解决的陕西难点
（一）市域经济规模较小，产业发展力不足
作为西部地区的文旅大省，陕西市域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特别是省会西安顺利跻身新一线城市，GDP总量突破万亿，位居西北地区首位，但相比沿海发达地区，陕西市域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从经济规模来看，除西安市以外，其余10个地区的GDP总量较小且差距较大，整体规模和体量呈现出断层式分布的格局，虽然有部分城市，例如能源强市榆林市、关中平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宝鸡市、紧邻省会城市的咸阳市等都保持着显著的经济总量增加和增速，但后续增速明显不足，市域经济发展过于缓慢。
其次，在传统产业中行业排头兵的引领作用不断弱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存在下降趋势，虽然市域经济三产结构的调整与国家政策调整基本同步，但只有部分企业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好处，大部分企业在调整中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发展趋势。
（二）市域全社会固定投资不足，区域发展差距过大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投资，投资与GDP是紧密相连的重要指标之一，陕西11个地区固定投资在八年间总体呈增长趋势，但横向对比可以看出，多数地区实则有下降趋势甚至负增长，市域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整体不足，各地区之间固定投资总额差距过大，最大差距达到了9029.8亿元，不利于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结合市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情况分析来看，对于消费需求的拉动也出现参差不齐的状态，并未形成资源互利互惠的良性局面，反而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三）中心城市规模不足，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市域经济的发展基础首先是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端要素流向中心城市（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都需借助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带动效应。初期的发展需要各种要素流入中心城市集聚，推动市域经济发展，新兴产业获得较好效益，城市不断壮大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