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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子文化的演进看中华文明的特性
李世平
  中华君子观念源远流长,早期德位兼备的贵族称为君子,这是有德有位的君子。春秋之时,一些贵族失德,但因其有位,仍称为君子,这是有位的君子。孔子面对这样的现象,认为只有有德的人才配称君子,这是有德的君子。至此直到清末,德位分离,有位者未必是君子,只有有德者是君子。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德的君子应当有位,如此才能引领时代向前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君子文化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以下方面的重要元素: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一直传承至今,君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君子承载了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那么,早期的君子观念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发展演进、传承上述文化元素的?
  早期的君子是有位者还是有德有位者?
  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早期的君子指有位者。钱穆先生在《论语要略》认为:“古人本以‘君子’为贵族有位者之称,‘小人’为平民在野者之称。”[1]他的弟子余英时也认为:“‘君子’在最初既非‘道德之称’,更不是‘天子至民’的‘通称’,而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2]钱穆和余英时是港台新儒家,他们认为早期的君子指有位者。大陆新儒家冯友兰先生的再传弟子黄玉顺也认为早期的君子指有位者。“王权(夏商周三代)时代的‘君子’概念可概括为‘有权无德’,即只有政治权力的意涵,而没有道德的意涵。这里所谓‘无德’并不是说所有君主皆无德行,而是说无论一个君主是否有德行,都可以称之为‘君子’。”[3]当然,他们的解释也有文字训诂依据,《说文》曰:“君,尊也。从尹口。”而尹,《说文》曰:“尹,治也。握事者也。”由《说文》来看,上古的君子是发号施令的尊者。认为早期的君子是指有位者、掌权者,是当前学界的共识,如有学者认为:“君子一词出现在儒家之前,或者说在孔子之前,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4]可以说,绝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早期的君子是指有位者、当权者。但也有例外,最近有学者指出“君子人格的胚胎含德而孕并带德而生,注重‘位’与‘德’的结合是君子概念与生俱来的特征”。[5]也就是说,早期的君子即是有德有位者,而非仅仅是有位的当权者。
  上述两种说法皆有经典文献佐证,首先,古代典籍记载的君子有的是有德有位者。其中,《诗经》不少诗篇涉及的“君子”是指有德有位者。如《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这里歌颂君子通过切磋、琢磨,培养出如金锡圭璧的高尚品德,说明此时的君子不仅有贵族之位,亦有高尚的品德。再如《大雅·泂酌》:“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岂弟君子,民之攸塈”,这是说在上的君子岂弟慈爱,若民之父母,在下之民便来归附,得到安宁。这里的君子既有位也有爱民之德。《尚书》中记载的“君子”也有指有德有位者。如《周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周公指出,君子之所以能够享受安逸,就在于首先要体察下民耕种收割的艰辛,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