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享受安逸，才能得到百姓依归。再如《周书·周官》：“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是周成王告诫有位的君子，各尽其职，慎重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要严格执行，不能违反。以公平公正之心灭掉自身的私心杂念，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的持久拥护。《易经》中记载的“君子”也有指有德有位者，《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谦卦》象辞：“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德有位者。
　　其次，古代典籍记载的君子也有仅指有位者。其中，《诗经》由诗篇涉及的“君子”就仅指有位者。如《鲁颂·有駜》“君子有榖，诒孙子。”《尚书》中记载的“君子”也有仅指有位者。《秦誓》“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易经》中记载的“君子”也有仅指有位者，《革卦》：“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师卦》：“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最后，古代典籍记载的君子也有专指有德者。如《尚书·大禹谟》：“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这是讲大禹讨伐三苗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这里的君子、小人只能解释为有德、无德。因为君子在野，表明其无位，无位仍称其为君子，只能是有德；小人在位，表明其有位，有位仍称其为小人，只能是无德。无德而有位，有德而无位，这是“反道败德”，大禹讨伐之，就是为了回到有德有位、无德无位的正道上。这充分证明早期的君子应当是有德有位之人，而非仅仅是有位者，君子观念衰落才会有无德有位之君子，这是一种不正常状态，故需回到有德有位的君子。
　　君子观念及其演进
　　早期君子的确专指王侯及卿大夫等有位者贵族，但正常情况下这些有位者皆有德，换言之，只有有德的人才能成为王侯及卿大夫、成为有位的人。
　　（一）王权时代的君子：早期有德有位的君子观念
　　在古代，要想成为有位的君子则需要有德，德是成为君子的前提条件。春秋之前王侯及卿大夫皆指有德的人，其位越高，其德越盛，王者尧、舜、禹、汤、文、武皆有圣德，是圣王，德不及圣王者，为公侯卿大夫。春秋之前王侯及卿大夫皆要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君子皆讲礼是他们有德的重要表现。春秋是中国社会大变迁的开始，也是君子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君子开始不讲礼而丧德，他们不再严格遵守礼，致使“礼崩乐坏”。当然，他们之中仍然有坚守礼、守德的君子，如宋襄公在宋楚交战之际，仍然坚守古交战之礼，不攻击未过河、未整齐队伍的楚军，面对生死存亡的战争，宋襄公依然讲礼，人们认为其迂腐，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君子守礼重德的品格。
　　儒、道、法三家皆认为早期的君子是有德有位者。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天爵是“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德，人爵是“公卿大夫”，是位。早期的君子是有位者，即有人爵，那么，他们的人爵、君子之位是如何获得的？通过修其天爵获得，说明春秋之前的君子有德方能有位，此时的君子德位统一。即使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位也不是与德毫无关系，而是先有德，方能获得位，只不过，此时的有位者因德而得位后，会弃德，导致有位而无德，德位分离。庄子《天下篇》哀叹内圣外王之道一去不复返，“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内圣外王分裂乃百家之时，上古则是内圣外王，保有天地之纯。这也说明早期德位合一，只是到了近世才德位分离，“道术将为天下裂”。法家则客观记述了有位者的变化“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比的是道德，有德者有位，中古之世开始人们比的是智谋和气力，有位者不必有德，此时才是君子有位不必有德。从儒家、道家、法家的记述来看，早期之君子皆是有德有位者，有位的君子是后起的。但不容否认的是“位”与“德”相结合的君子，逐渐被有位者君子取代，以至于给人们造成君子本身即是有位者的错觉。
　　（二）春秋战国的君子：孔子重塑君子观念
　　君子早期是有德有位者，那么，为什么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早期的君子是专指有位者？尽管春秋时期有不少君子失德，但他们仍然居其位而为君子，此时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