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指有位者，君子失其德而居其位，礼崩乐坏由此发生。余英时认为“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6]这里需要澄清几个问题：首先，君子本来并不专指“位”，而是德位兼备；其次，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君子侧重于指在位者，但也并不是没有德的要求；再次，“德”非君子的新义，而是君子与生俱来之义；最后，孔子的伟大不是赋予君子以“德”新义，而是君子在失去其固有的“德”义时，孔子重新将其找回来，贞定，并将君子的这一内在品格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特质。
　　孔子既不是君子概念的创造者，也不是君子之“德”义的赋予者，而是在传统有德有位之君子观念遭到破坏，君子已经成为有位者之时，孔子重新肯定了早期君子观念蕴含的德，并将其作为君子的基本品格，使衰退、变质的君子（专指有位者）重新回归到原有的本色上（主要指有德者）。在《论语》中，君子一方面指有位者，如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君子是指有德者。如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当然，君子本身是有位和有德的统一，作为有位者的君子应当有德，德是君子的标配，君子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不过，在孔子之时，德不再是君子的标配，此时君子是以其位作为标配。因此，学者们认为孔子之前的君子是有位者，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进一步追本溯源，仅停留于孔子之前，如果再往前追溯到周公之时，则君子不仅是有位者，更是有德者，因其德而得其位，“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再往前追溯，君子本身是有德的人，这是孔子将当时有位之君子转变为有德之君子的深厚历史文化基础。更早的君子本身便是有德者，孔子正是抓住这一点，以有德者来称君子，君子概念便由春秋时以位为核心标识的概念转变为以德为核心标识的概念。故君子概念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在孔子之前，有德有位的君子转变为有位的君子；第二次，在孔子之时，孔子将有位的君子转变为有德的君子。君子概念经历这两次转变，德再次成为了君子的必备条件，只有有德才配得上称为君子，君子是有德者。
　　（三）皇权时代的君子：能者有权，德者为君子
　　孔子虽然没有创造君子观念，也没有赋予君子以新的内涵，但孔子却将当时的有位者的君子观念转变为有德者的君子观念，重新回到了西周以来尚德的文化传统之中，挽救了君子之“德”义，从此之后，有德者为君子，深入人心，影响至今。
　　三代以上与秦汉以后对有位者的记载、赞扬的不同，折射出君子观念的重大转变。三代以上的君王，主要记载歌颂的是其德，君王以其德获其位；秦汉以后很少颂其德，主要记载歌颂其功业，君王以其功获其位。从秦皇汉武开始，到唐宗宋祖，以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人们主要记载他们的功业，而不是颂扬他们的德行。也就是说，从秦皇汉武开始，人们主要颂扬的是有位者的功业，而不是有位者的德行。从秦皇汉武开始，位与德不再像三代那样有位者必须与有德紧密相连，此时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建立一番功业，就足可以获得其位。位与能的关系已经大于位与德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韩非子的“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当然，一个社会只重能而忽视德，社会秩序是难以维系的，秦特重能力而忽视德，导致其二世而亡。从汉开始，不得不在重能之外，强调德的重要性，有德的君子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汉实施荐举制，使有德者也有了相应的位，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至此以后，英雄以其能打天下，并赢得君子和人民的拥护而拥有天下，同时依靠君子之德维系社会秩序。当其力衰，又不能赢得君子和人民拥护时，其败亡已定，随时等待有能者兴起而取代，周而复始，直至近现代。
　　（四）新时代的君子：君子何去何从？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中国式现代化描绘出新的社会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富有阶级高度发达、独享的现代化，而是通过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发达，做到没有两极分化，全体人民共享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全体人民物质富足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现代化，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描绘出未来社会应当是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这样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君子社会，人人皆君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样美好的社会？如何维护这样美好的社会？要想建构一个十多亿人皆是君子，人人富裕精神充实的君子社会，仍然需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首先，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辟出可以容纳这么多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工作岗位。古人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