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法制建设以马克思法律理论与根据地法制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法律制度，开启了马克思法律理论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法律理论体现在革命和建设两个方面，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法律建设的核心集中在革命方面，革命的关键就是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之前先要建立组织政权，通过建立组织政权，最终实现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目标。马克思法律理论论证了无产阶级终将获得国家政权，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形式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而“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5]社会主义国家将制定大量的法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在战争的背景下，延安时期法制建设突破了马克思法律理论的传统认识，没有等到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政权后再进行法制建设，而是大胆选择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背景中，将革命、政权建设与法制建设统一起来，在战争与革命的同时，进行根据地法制建设，开拓了马克思法律理论的新视野。
　　马克思法律理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从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而实践又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马克思法律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法制建设也必须根据实践的地点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具体化。马克思理论“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中国共产党应把马克思法律理论与延安时期的历史任务相统一，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认识为指导，以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价值追求为指向，以契合延安时期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为目标，将法律与革命统一起来，将法律作为反对统治阶级并进而夺取政权的一种对敌斗争的利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之前，曾经有三次局部执政的具体实践，即江西时期、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在这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可以说延安时期最为重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有独立的军队和统治区域，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其重要使命就是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紧跟着夺取政权，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所面对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其不能墨守成规、迷信马克思理论的“本本”，而是要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法制建设中就是同时开展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并以法律手段进行革命斗争，法律作为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置于政治领域之中，使法律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与途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法律理论为指导，结合根据地法律建设实际经验，领导革命法律制度建设工作，核心是构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和革命相关法律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的新型法律，是打破旧的法律秩序而建立起的新民主主义法律秩序，在构建政权方面设计了完整的立法、司法理论体系，法律体现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与维护剥削阶级的旧法律形成显明区别。
　　延安时期法制实践的精神内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抗战的过程中，把马克思法律理论同中国法律环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重视边区法制的建设工作，并且力求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的法制体系，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颁行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重要法律文件。“实践性”是延安时期革命法学家法制建设的核心，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了社会规律，决定了社会现实，以实践本体论为指导，在人能动的实践角度下去阐释革命中法制建设的矛盾及规律。马克思认为实践理性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克服了主客二元对立，在现实生活中改造自然与自身的活动，不断趋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延安时期革命领导人和法学家们承继了马克思实践本质，包含了辩证统一的四种实践精神内涵，即批判性内涵、人民性内涵以及创造性内涵。
　　（一）批判性内涵
　　马克思法律理论不仅是对法律本质的科学认识，也指导法律的具体实践，其批判精神在哲学层面上可以解释为是对于认识的再认识，思考的再思考，思想的再思想。马克思法律理论是无产阶级彻底揭露旧世界，积极建立新世界的有效武器，其法学理论突出特征是批判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法律“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部是资产阶级利益”。[7]无产阶级的法律必须要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法律目的是人，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即解放广大工人农民等被剥削被压迫者。延安时期革命法学家从唯物史观出发，在法制实践中坚持对资本主义法制进行彻底的反思，对于落后的、反人民性的法律毫不犹豫地加以批判。其反思和批判核心内容，就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法律不仅仅是逻辑与形式上的客观，更为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客观，法律实践要在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坚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历史规律相统一，就是要避免用僵死的、静止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揭露经验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经验及教条都是脱离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