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库系统建构路径探析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和国家各个时期反腐倡廉的经验教训与现实做法以及相关的廉洁知识、廉政理念；党风廉政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纪党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包括高校将上级规章制度转化为内部管理运行的规章制度、政策依据；校园廉政基础设施，包括“两微一端”、广播台、电视台、校报等校园廉政传播平台，宣传栏、灯箱、横幅等校园廉洁文化景观，以及廉政文艺创作、廉政征文比赛等校园廉政文化活动。
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库的建构路径
“根据系统观的系统总体概念和关联性原理，任何事物作为一种系统，在总体上都应是由特定的成分按非线性为主的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受特定的环境制约并在环境中执行特定的功能，体现为包含若干阶段的运作和演化过程。”[5]按照对应逻辑顺序，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库的建构路径主要体现在案例数据库的架构设计、案例收集、案例编写以及评价更新上。
1、系统架构
根据用户需求不同，高校廉洁文化案例数据库可以采用B/S或者C/S架构模式，总体而言，这二者系统各有利弊。B/S架构模式主要是通过WEB浏览器来实现，中心服务器承担了大部分任务，对用户端分配的任务较少，这对于广域网而言，可以大大地减轻用户使用压力，基本能达到所见即所得，但是该模式交互性较差。而对于高校局域网而言，高校廉洁文化案例数据库采用C/S架构模式，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也更符合案例库的工具性目的。首先，高校管理环境相对封闭，网络用户群比较固定，C/S架构模式采用PC客户端、数据库服务器两层结构即可完成数据传输，具有很好的网络稳定性。其次，PC客户端亦可嵌入校园办公系统集群中，安装升级方便，尤其对高校管理人员而言，日常工作中就可以完成对数据库的实时调用。第三，随着案例库数据扩容，原有C/S两层架构可以扩展为更多层的结构，案例数据库可以升级为管理、教学服务平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C/S架构模式下用户掌握数据库使用的主动权，只需发送简单的需求指令，即可实时回传结果，实现所想即所得。
2、案例收集
高校廉洁文化案例收集渠道分线下和线上两种。线下收集主要是文献资料整理，包括对古代廉洁思想、廉洁措施、廉洁事迹、惩戒措施、廉政格言、廉洁对联及廉洁成语，高校内部案件、突出问题线索或者师生开展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的收集整理。线上收集渠道则更加多元，既可以收集网络平台发布的官方通报，例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教育部公开曝光的十二批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或是中国裁判文书网历年公布的涉及高教领域的典型性判例；也可以收集权威媒体发布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要求、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巡视巡察开展情况、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问题表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信息，或是涉及高校干部选拔任用、人事招聘、职称晋升、基建维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科研经费、资产管理、招生录取、成绩管理、学术诚信、评奖评优、推免保送、师德师风、安全稳定等实用信息。
3、案例编写
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分层分类编写中，需要兼顾个案的独特性和类案的共通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育人育廉目的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例如，廉洁从政型案例要突出惩戒、警示、评价的作用，廉洁从教型案例要突出引导、处事、示范的作用，廉洁服务型案例要突出保障、指导、辅助的作用，廉洁从学型案例要突出激励、浸润、教育的作用。案例编写涉及对事件情况的描述和评价，描述应力求真实客观，不随意拔高和扩大涉事范围，尽量保持事件的原汁原味；对事例的评价包含着编者的主观认识，在编写中不宜做过多先入为主的假设。针对刑事类案件，应避免过多暴露犯罪行的为细节和侦查手段，该省略的要坚决省略。案例编写要加强学校职能部门之间协调联动，对涉及反腐倡廉领域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多听取各界专家学者、纪检监察从业者的意见建议。案例编写环节，也可以运用丰富的视听手段，全景式地还原事件现场情形。
4、案例评价
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库作为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窗口，在校园廉洁文化传播中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亦对高校反腐倡廉事业起着决策参考作用。可以说，保持良好的运转效率、案例质量和警示效果的案例库，可以辅助师生有效应对各种廉洁风险隐患。当然，这需要案例库建立常态化的评价反馈机制。例如，案例库开发建设时科学地设计案例库评价指标，通过设置固定的评价反馈菜单栏，或者通过弹窗开展集中评价，并结合读者页面停留时长来评估阅读兴趣，可以真实掌握使用对象的实际需求。此外，案例维持一定的更新率也是案例库评价的重要考量因素。因为师生对廉洁文化案列的使用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对典型性案例的“新鲜感”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退。因此，在保持一定数量的典型性案例基础上，要及时更换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陈旧案例，尽可能地拓展案例的涉及领域和问题表现。另外，在关注腐败的潜在规律之余，也需要关注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最新动向，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成果、新要求及时转化为案例库建设的新知识、新元素，让案例教育达到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的效果。
注释
[1]窦克林：《一体推进“三不”的基础性工程——学习贯彻〈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载《中国纪检监察》，2022（05）：21-23页。
[2]范冬萍：《探索复杂性的系统哲学与系统思维》，载《现代哲学》，2020（04）：97-102页。
[3]赵嘉宾、胡蕊：《打造林业文化品牌 提升森工软实力——关于绥棱林业局文化建设的调查》，载《奋斗》，2017（16）：16-19页。
[4]郭少友、常桢、窦畅：《国内知识元研究综述》，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11）：38-41+79页。
[5]贾正传、贾玉嘉：《MTI专业课程案例库建设和应用系统模式探讨》，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06）：80-85页。
作者简介
吴跃赛 南京艺术学院纪委机关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艺术教育管理、大学廉政文化建设
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库的建构路径
“根据系统观的系统总体概念和关联性原理，任何事物作为一种系统，在总体上都应是由特定的成分按非线性为主的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受特定的环境制约并在环境中执行特定的功能，体现为包含若干阶段的运作和演化过程。”[5]按照对应逻辑顺序，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库的建构路径主要体现在案例数据库的架构设计、案例收集、案例编写以及评价更新上。
1、系统架构
根据用户需求不同，高校廉洁文化案例数据库可以采用B/S或者C/S架构模式，总体而言，这二者系统各有利弊。B/S架构模式主要是通过WEB浏览器来实现，中心服务器承担了大部分任务，对用户端分配的任务较少，这对于广域网而言，可以大大地减轻用户使用压力，基本能达到所见即所得，但是该模式交互性较差。而对于高校局域网而言，高校廉洁文化案例数据库采用C/S架构模式，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也更符合案例库的工具性目的。首先，高校管理环境相对封闭，网络用户群比较固定，C/S架构模式采用PC客户端、数据库服务器两层结构即可完成数据传输，具有很好的网络稳定性。其次，PC客户端亦可嵌入校园办公系统集群中，安装升级方便，尤其对高校管理人员而言，日常工作中就可以完成对数据库的实时调用。第三，随着案例库数据扩容，原有C/S两层架构可以扩展为更多层的结构，案例数据库可以升级为管理、教学服务平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C/S架构模式下用户掌握数据库使用的主动权，只需发送简单的需求指令，即可实时回传结果，实现所想即所得。
2、案例收集
高校廉洁文化案例收集渠道分线下和线上两种。线下收集主要是文献资料整理，包括对古代廉洁思想、廉洁措施、廉洁事迹、惩戒措施、廉政格言、廉洁对联及廉洁成语，高校内部案件、突出问题线索或者师生开展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的收集整理。线上收集渠道则更加多元，既可以收集网络平台发布的官方通报，例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教育部公开曝光的十二批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或是中国裁判文书网历年公布的涉及高教领域的典型性判例；也可以收集权威媒体发布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要求、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巡视巡察开展情况、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问题表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信息，或是涉及高校干部选拔任用、人事招聘、职称晋升、基建维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科研经费、资产管理、招生录取、成绩管理、学术诚信、评奖评优、推免保送、师德师风、安全稳定等实用信息。
3、案例编写
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分层分类编写中，需要兼顾个案的独特性和类案的共通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育人育廉目的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例如，廉洁从政型案例要突出惩戒、警示、评价的作用，廉洁从教型案例要突出引导、处事、示范的作用，廉洁服务型案例要突出保障、指导、辅助的作用，廉洁从学型案例要突出激励、浸润、教育的作用。案例编写涉及对事件情况的描述和评价，描述应力求真实客观，不随意拔高和扩大涉事范围，尽量保持事件的原汁原味；对事例的评价包含着编者的主观认识，在编写中不宜做过多先入为主的假设。针对刑事类案件，应避免过多暴露犯罪行的为细节和侦查手段，该省略的要坚决省略。案例编写要加强学校职能部门之间协调联动，对涉及反腐倡廉领域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多听取各界专家学者、纪检监察从业者的意见建议。案例编写环节，也可以运用丰富的视听手段，全景式地还原事件现场情形。
4、案例评价
高校廉洁文化案例库作为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窗口，在校园廉洁文化传播中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亦对高校反腐倡廉事业起着决策参考作用。可以说，保持良好的运转效率、案例质量和警示效果的案例库，可以辅助师生有效应对各种廉洁风险隐患。当然，这需要案例库建立常态化的评价反馈机制。例如，案例库开发建设时科学地设计案例库评价指标，通过设置固定的评价反馈菜单栏，或者通过弹窗开展集中评价，并结合读者页面停留时长来评估阅读兴趣，可以真实掌握使用对象的实际需求。此外，案例维持一定的更新率也是案例库评价的重要考量因素。因为师生对廉洁文化案列的使用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对典型性案例的“新鲜感”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退。因此，在保持一定数量的典型性案例基础上，要及时更换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陈旧案例，尽可能地拓展案例的涉及领域和问题表现。另外，在关注腐败的潜在规律之余，也需要关注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最新动向，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成果、新要求及时转化为案例库建设的新知识、新元素，让案例教育达到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的效果。
注释
[1]窦克林：《一体推进“三不”的基础性工程——学习贯彻〈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载《中国纪检监察》，2022（05）：21-23页。
[2]范冬萍：《探索复杂性的系统哲学与系统思维》，载《现代哲学》，2020（04）：97-102页。
[3]赵嘉宾、胡蕊：《打造林业文化品牌 提升森工软实力——关于绥棱林业局文化建设的调查》，载《奋斗》，2017（16）：16-19页。
[4]郭少友、常桢、窦畅：《国内知识元研究综述》，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11）：38-41+79页。
[5]贾正传、贾玉嘉：《MTI专业课程案例库建设和应用系统模式探讨》，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06）：80-85页。
作者简介
吴跃赛 南京艺术学院纪委机关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艺术教育管理、大学廉政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