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需要的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和灵活的资助方式，并且将“资助”和“育人”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的帮助和支持。
　　（三）资助理念由“保障型”向“发展型+育人型”转型
　　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定位已经从“保障型”逐渐向“发展型+育人型”模式转变，力求通过“校内资助+综合帮扶+政策支持+多元引导”的模式，使校内学生接受资助，自我发展，积极成长，最终成才，确保学生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成长型学生。如今，在各学校分别设立有国家级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及国家助学金资助项目、学业奖学金资助项目、优秀毕业生奖励项目，还有应征入伍资助项目、代偿制度等，对烈士孤残家庭子女也设置和优化了资助保障政策。
　　除了发展型资助，有些学校专门针对资助学生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强化全体学生的感恩教育，将心理健康和感恩教育开设为选修课，同时辅助促进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组织各类受资助的学生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集体教育活动、各种公共社会活动，激发这些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意识，促进他们的人格健康发育。并且积极开展“争先创优”评比活动，对于成绩优良、表现优异的学生进行表彰、给予荣誉肯定，以此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同学的学习热情。同时给予表现优异的学生一定的物质奖励，让他们体验到付出终有收获的愉悦，坚定学习信念，鼓足干劲再接再厉。这些资助理念和资助实践的转型，使新时代资助育人进入了新的发展篇章。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存在的挑战
　　（一）资助认定标准界定模糊
　　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开展过程中，学生自主提交资助需求申报材料，高校对学生的申报材料进行证明审核，并结合对比分析、广泛征求意见等确定最终的被资助者名单。然而，由于对学生提供的材料进行判断的标准相对模糊，这导致资助认定标准界定模糊。
　　例如，一些学生提交的家庭就业内容较为多元，对这些就业状况的评价标准相对模糊，导致学校难以确定申请人生的资助资格。如家庭父母就业是否属于小型种植户、养殖户或经营户等不同情况，父母一方如果出现半失业状况，是否应该纳入到失业范围内等，这些问题都没有细化标准，使得学校难以确定资助条件，影响了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在实践工作中也发现一些学生的父母离异，存在一方不按规定支付抚养费的现象，这时申请人是否应当纳入贫困学生范围，也没有标准。再如，目前学生申请困难生认定时，只需承诺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即可，无需提供当地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此举虽然给与了学生极大的方便，但是对于高校来说，考证学生提交信息的真实性的难度显著增大。在确定资助人的资助资格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梳理的详细标准，特别是学生家庭收入水平、实际消费状况存在着地区性差异、南北性差异、城乡性差异，也很难对学生进行特困、贫困、困难等不同程度的详细划分。这就造成贫困认定标准界定模糊，影响了高校的资助育人工作的精准开展。
　　（二）贫困认定中沟通不到位
　　贫困认定工作是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的开展对于帮助贫困学生获得资助具有重要意义，是后续资助工作开展的基石。然而，由于贫困认定工作内容相对繁杂，且每年学生情况都有变化，这也要求学校和学生之间需要加强沟通。但是，当前在开展贫困学生认定过程中，沟通工作不及时是普遍现象。
　　一些学校层级较多，由上级下发贫困生评定标准政策文件转给学校一级部门，再由一级部门通知下达到二级学院，然后各二级学院再传递给各班级负责人。这种层层传递必然会导致高校资助贫困生认定过程中许多需要附加的注意信息被忽略或解读不到位，导致信息不对称性。这种情况会给学生对贫困生评定资格认定流程申请材料等造成困扰，使得学生不清楚、不理解，最终出现贫困生资助材料申请出错，贫困生认定工作不严谨，无法在工作中让真正应当受到资助的人获得资助。
　　（三）对资助对象的育人环节投入不足
　　除了对学生进行资助之外，高校还需要做好接受资助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和培育，这是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时间限制和工作重点的差异性，许多高校大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确定受资助人员名单上，而对于接受资助的学生后期的教育、培养则缺乏必要的跟踪支持、帮助反馈。
　　在实际情况中，一些学生虽然接受了助学金、奖学金的激励，但是在实际学习过程中仍缺乏上进心、奋斗精神，甚至放松学习，导致成绩下降。还有一些学生将获得的助学金等资金用来购买高价化妆品、电子产品或者游戏充值币，甚至投入到直播打赏中，放松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另外，一些学生缺乏感恩意识，对获得的资助金、奖学金等存在着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想法，也没有动力去发展自我，回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