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促进村庄发展。信息在线公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双向互动，改变了乡村原有的治理结构和权力结构，农民以其知情权、参与权的赋能，开启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其二，心理赋能：提供情感社交平台，重构线上熟人社会。“为村”本身就是一个社交平台，不论是对村庄事务的讨论还是意见建议的提出，都在交流、讨论、互动中拉近村民之间、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情感距离。“为村”还专门设置了“家校直通车”“村友圈”等情感交流类板块。“村友圈”活跃度很高，发帖、评论、关注、点赞轮番上演，村民在这个板块畅所欲言，建立起网上的熟人社会，即便流动在外，时空也不再是阻隔情感的障碍。村民还可以通过“家校直通车”板块及时与老师交流，掌握子女的在校情况，不仅可以化解亲子之间的思念之痛，也对缓解留守儿童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其三，资源赋能：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将资源转为收益。“为村”设计了“村内旅游”“村有好货”等板块，村民在平台发布当地的美食美景美物，如村庄农产品、景区门票或手工艺品等，微信朋友圈能够同步转发，吸引城市居民购买或者下乡旅游，将乡村资源进行变现，改善村庄经济状况，促进农民生活富裕。
　　经验启示：乡村数字治理把好五道关
　　浙江衢州“龙游通”和四川邛崃“为村”的乡村数字治理探索颇有成效，为我国其他地域开展相关工作带来了很多经验启示。以其为鉴，乡村数字治理建设需要把好以下五道关：
　　其一，乡村数字治理的适应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必须适应地方现实、回应村民的需求，唯有如此，才能精准有效地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变革。相关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在贯彻落实顶层设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情况，适当保留基层自主性和自由裁量权。二是根据地方实际、资源禀赋和村民需求，合理规划数字治理体系的框架和实施策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如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具有自己开发数字治理平台的条件和优势，且外来人口占比较大，村庄事务数量多、矛盾复杂，就可以根据地方治理痛点设计像“龙游通”这样的特色治理平台。但要注意的是，在向治理数字化大步迈进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要，通过放大字体、增加语音和视频功能等方式进行适老化改造，将接受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群包容进来，共享数字新时代。而对于如四川衢州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中西部其他更为落后的地区来说，缺少数字化基本条件，且人口流出较为严重，村庄事务相对稀少，分散性和偶发性较强，“借势”是更好的选择，考虑如何将微信群、“为村”“乡村钉”等第三方数字平台充分利用起来，而不是盲目开发造成资源浪费。当然，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当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的网络知识水平和操作能力，弥合数字技术应用鸿沟。
　　其二，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关。技术支撑是推进乡村数字治理的前提基础。“龙游通”和“为村”两个数字治理平台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技术支撑的结果，通过运用大数据、GPS等技术将乡村治理制度、组织数字化，使村庄状况、农民概况以及村务党务情况等信息转为网络治理资源，村民能够跨越时空限制，借助电脑、手机等设备实时了解政策信息，进行意见表达、村务讨论、政务监督、行政审批等工作，促进政府部门这一正式系统和社会这一非正式系统在治理领域内实现便捷交流与共同塑造。具体来说，数字治理平台借助信息技术能够推动至少两方面乡村治理资源的整合。一是整合数据资源，通过对热点词汇、高频板块（如邛崃“为村”的“书记信箱”板块设计的“同问”按钮）进行大数据分析，基层政府可以精准分析民情民意，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科学决策奠定基础。二是整合主体资源，通过数字平台搭建的不同场景板块，将基层政府人员、村干部、党员和农户都融入到了治理网格中，以社会矛盾和村民诉求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网络系统，使不同治理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统筹和使用。
　　其三，乡村数字治理的组织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是实现乡村数字治理的重要组织保障。一是注重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的中流砥柱作用。案例中的两地都非常重视这方面工作，龙游县将党支部、党小组充分融入到数字治理中，以积分制激励党员，进而带动群众，参与社区建设；邛崃则将党支部搬到了网上，通过线上线下党建工作同时开展，加强对在地党员和流动党员的有效管理。二是强化政府责任担当和服务意识。为了响应数字时代的社会期待和公众需求，两地在建设数字治理平台时在职能结构上都进行了调整，在政策制度方面付出极大努力，以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自我革命的创新精神以及只争朝夕的使命感，层层落实数字治理的应用成果。三是激发社会多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龙游通”数字平台设置了“远教学习”“龙湖法院”等多个服务窗口，将40多个部门、群团和企业引入进来，满足农民生活的不同需求。给予“为村”最大支持的企业则是腾讯，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