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不但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对经济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中共中央提出并由陕甘宁边区付诸实践的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财税政策、屯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有效解决了边区军民的生活之需,积累的实践经验也给我们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以启示。
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通过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进行改组和发展建立起来的。因其建设时间之长、内容之广、影响之深远,被称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实验区”,与鄂豫皖、湘鄂赣、晋察冀等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具有先导性、示范性和特殊性。就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共产党基于当时边区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在正确认识革命与战争,深入研判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形势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本文拟在深入洞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出台历史背景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政策实施的具体内容,并分析经验性启示,以达到服务当今和未来经济建设的目的。
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
延安时期特指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落脚陕西省吴起镇,至1948年东渡黄河转战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期间,战火纷飞、生产落后、政局恶化、生活困难、财政窘迫是党中央加速出台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的背景及原因。
(一)自身生产条件落后
由于陕甘宁边区所属辖区的绝大部分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干旱少雨、沟壑纵横、地瘠民贫,作为边区主要产业,由于先天自然条件的制约,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产品产量很低。再加上占人口极少数的封建地主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土地,农民为了生计,被迫向地主租种土地,在付出高昂的地租成本后所剩无几,难以形成基本的物质资本积累维持农业再生产。尤其是1940-1942年期间的特大自然灾害,更是让边区青黄不接,百姓苦不堪言。再加上长期战乱,边区原有手工业破坏严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近代机器化工业几乎没有。同时,边区的服务业,如商贸、运输、教育、医疗等,也都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
(二)国共两党关系恶化
抗战进入胶着状态后,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拉长,日本在物资短缺、兵力匮乏的压力下被迫改变侵华方针,向国民党政府内部的顽固派势力抛出诱降的政治诱饵。国民党于是把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蒋介石于1939年1月在重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将政治限共改为军事限共,其后又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多项文件。尤其是“皖南事变”爆发后,顽固派完全中断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造成边区军民日需品供应异常短缺。1947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调集重兵突击陕甘宁边区,致使边区经济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时刻觊觎突破黄河天堑进攻陕甘宁边区。
(三)脱产人员数量骤增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刚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有1.4万人,1938年亦仅1.6万人。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先后两次制造摩擦,重兵围堵,伺机大举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被迫相继从一线调回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由此导致脱产人员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批革命青年乃至海外侨胞纷纷来到边区,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多万人,1941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骤增至7.3万人。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口134.2万人计算,每22个人就要供养1名脱产
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通过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进行改组和发展建立起来的。因其建设时间之长、内容之广、影响之深远,被称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实验区”,与鄂豫皖、湘鄂赣、晋察冀等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具有先导性、示范性和特殊性。就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共产党基于当时边区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在正确认识革命与战争,深入研判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形势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本文拟在深入洞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出台历史背景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政策实施的具体内容,并分析经验性启示,以达到服务当今和未来经济建设的目的。
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
延安时期特指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落脚陕西省吴起镇,至1948年东渡黄河转战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期间,战火纷飞、生产落后、政局恶化、生活困难、财政窘迫是党中央加速出台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的背景及原因。
(一)自身生产条件落后
由于陕甘宁边区所属辖区的绝大部分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干旱少雨、沟壑纵横、地瘠民贫,作为边区主要产业,由于先天自然条件的制约,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产品产量很低。再加上占人口极少数的封建地主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土地,农民为了生计,被迫向地主租种土地,在付出高昂的地租成本后所剩无几,难以形成基本的物质资本积累维持农业再生产。尤其是1940-1942年期间的特大自然灾害,更是让边区青黄不接,百姓苦不堪言。再加上长期战乱,边区原有手工业破坏严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近代机器化工业几乎没有。同时,边区的服务业,如商贸、运输、教育、医疗等,也都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
(二)国共两党关系恶化
抗战进入胶着状态后,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拉长,日本在物资短缺、兵力匮乏的压力下被迫改变侵华方针,向国民党政府内部的顽固派势力抛出诱降的政治诱饵。国民党于是把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蒋介石于1939年1月在重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将政治限共改为军事限共,其后又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多项文件。尤其是“皖南事变”爆发后,顽固派完全中断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造成边区军民日需品供应异常短缺。1947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调集重兵突击陕甘宁边区,致使边区经济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时刻觊觎突破黄河天堑进攻陕甘宁边区。
(三)脱产人员数量骤增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刚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有1.4万人,1938年亦仅1.6万人。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先后两次制造摩擦,重兵围堵,伺机大举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被迫相继从一线调回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由此导致脱产人员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批革命青年乃至海外侨胞纷纷来到边区,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多万人,1941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骤增至7.3万人。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口134.2万人计算,每22个人就要供养1名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