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挑战和突破路径
全国平均水平高了3个百分点，但入社农户数仅占全省农户总数的33.33%。[19]家庭农场数量少、层次低，2022年末，云南有家庭农场80824个，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仅占7.09%、仅占农户总数的0.054%，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69和0.02个百分点，户均年经营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4.90万元。[20]
2、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偏低
云南参与流转承包耕地的农户比重小、流转耕地面积少、耕地流转率长期偏低，呈现出耕地流转总体水平偏低、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较低、州（市）耕地流转水平和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差异较大等特点。2022年，云南农村耕地流转率为12.1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4.59个百分点，在全国居倒数第2位，仅高于海南省。其中流转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面积仅占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7.0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6.80个百分点；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比重为27.5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26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1位。16个州（市）的耕地流转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西双版纳比最低的怒江高出23.84个百分点。
3、社会化服务水平低
云南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各类服务组织的服务水平差异较大、高质量社会化服务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求。2022年，全省仅有935.05万亩农作物获得耕、种、防、收等环节的托管服务，仅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7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68.68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8位，仅高于海南和贵州。仅有73.27万个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受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其中小农户60.22万户，仅占承包农户总数的6.6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7.38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2位。全省仅有16.73%的农业龙头企业和7.6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服务，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0.18个百分点和8.52个百分点。
（五）农业发展基础有待夯实
山地为主的农业立地条件以及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历史欠账，使得云南农业的发展基础依然薄弱。
1、耕地总体质量不高
由于优质耕地资源流失等原因，云南省农业坡地化趋势加剧。国土“三调”结果显示，云南省坡度6度以下的耕地占23.04%，比“二调”时下降了2.9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4.21个百分点；坡度1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45.86%、比“二调”时上升了0.9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36.51个百分点，25度以上耕地占18.64%，比“二调”上升了4.1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5.33个百分点。而生态功能区定位加剧了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配给矛盾，且限制了农业发展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云南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居全国第3位和第8位。
2、人才支撑严重不足
乡村科技人才总量不足与结构不优并存，农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偏低，青年人才流失严重，从业人员老龄化日益突出，涉农企业技能型人才不足。当前，云南省乡村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分别占4.275%和45.62%以上，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615个百分点和17.916个百分点；[21]50岁以上年龄阶段的占到了约90%，其中60岁以上的超龄务农人员占比约50%，农村留守人员中妇女所占比重超过70%；[22]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业[23]（不含烟草制造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5.28万元，比制造业平均水平低了48.67%。[24]
3、投融资体系支撑弱
财政投入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效应不显著，2022年，云南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2.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5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2位；同时，金融对农业和乡村产业的“惜贷”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农业保险主要针对粮食作物和种畜，不少特色重点产业尚未获得农业保险的保障支持。
4、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较低，农业科技有效供给不足，农业产业的科技转化率和贡献率较低，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严重滞后。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85%，分别比当年云南省规上工业企业和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02和0.46个百分点。
云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突破路径
（一）以提高粮食供给保障为底线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大幅跃升
充分利用国家在耕地保护和提高耕地水平的相关政策，严守7857万亩耕地、570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两条保护红线，稳步实施新一轮补充耕地三年行动，优先加快375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升工作。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确保耕地，尤其是种粮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良田粮用，将15度以下耕地作为整改重点，推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非粮、非农作物有序退出。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认真落实落细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宣威、
2、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偏低
云南参与流转承包耕地的农户比重小、流转耕地面积少、耕地流转率长期偏低，呈现出耕地流转总体水平偏低、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较低、州（市）耕地流转水平和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差异较大等特点。2022年，云南农村耕地流转率为12.1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4.59个百分点，在全国居倒数第2位，仅高于海南省。其中流转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面积仅占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7.0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6.80个百分点；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比重为27.5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26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1位。16个州（市）的耕地流转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西双版纳比最低的怒江高出23.84个百分点。
3、社会化服务水平低
云南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各类服务组织的服务水平差异较大、高质量社会化服务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求。2022年，全省仅有935.05万亩农作物获得耕、种、防、收等环节的托管服务，仅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7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68.68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8位，仅高于海南和贵州。仅有73.27万个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受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其中小农户60.22万户，仅占承包农户总数的6.6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7.38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2位。全省仅有16.73%的农业龙头企业和7.6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服务，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0.18个百分点和8.52个百分点。
（五）农业发展基础有待夯实
山地为主的农业立地条件以及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历史欠账，使得云南农业的发展基础依然薄弱。
1、耕地总体质量不高
由于优质耕地资源流失等原因，云南省农业坡地化趋势加剧。国土“三调”结果显示，云南省坡度6度以下的耕地占23.04%，比“二调”时下降了2.9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4.21个百分点；坡度1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45.86%、比“二调”时上升了0.9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36.51个百分点，25度以上耕地占18.64%，比“二调”上升了4.1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5.33个百分点。而生态功能区定位加剧了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配给矛盾，且限制了农业发展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云南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居全国第3位和第8位。
2、人才支撑严重不足
乡村科技人才总量不足与结构不优并存，农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偏低，青年人才流失严重，从业人员老龄化日益突出，涉农企业技能型人才不足。当前，云南省乡村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分别占4.275%和45.62%以上，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615个百分点和17.916个百分点；[21]50岁以上年龄阶段的占到了约90%，其中60岁以上的超龄务农人员占比约50%，农村留守人员中妇女所占比重超过70%；[22]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业[23]（不含烟草制造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5.28万元，比制造业平均水平低了48.67%。[24]
3、投融资体系支撑弱
财政投入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效应不显著，2022年，云南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2.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5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2位；同时，金融对农业和乡村产业的“惜贷”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农业保险主要针对粮食作物和种畜，不少特色重点产业尚未获得农业保险的保障支持。
4、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较低，农业科技有效供给不足，农业产业的科技转化率和贡献率较低，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严重滞后。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85%，分别比当年云南省规上工业企业和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02和0.46个百分点。
云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突破路径
（一）以提高粮食供给保障为底线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大幅跃升
充分利用国家在耕地保护和提高耕地水平的相关政策，严守7857万亩耕地、570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两条保护红线，稳步实施新一轮补充耕地三年行动，优先加快375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升工作。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确保耕地，尤其是种粮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良田粮用，将15度以下耕地作为整改重点，推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非粮、非农作物有序退出。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认真落实落细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宣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