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1位，各民族人民在长期共处、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壮族文化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文化。截至2022年，广西拥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914个，其中70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936名，其中49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贵港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非遗项目的主要申报地之一，拥有一定数量和种类多样的优秀非遗项目。本研究以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特征基础上，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关对策建议，以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与旅游融合发展。
　　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类型与特点
　　贵港市有苗族、布依族、蒙古族、仫佬族、侗族等少数民族39个，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贵港市少数民族人口有69.67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6.14％。贵港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形成了多彩的民间文化和精湛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多民族聚集又为贵港创造了有利的人文条件，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人民经过世代相传和岁月洗礼的文化瑰宝。[2]这些不仅是精神财富和知识力量，更是区域文化身份的标识，彰显出贵港人的文化自信。
　　根据贵港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县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83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匮乏，仅有平南县大安校水柜习俗1项；21项被选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0项被列为市级，31项被列为县级。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音乐、歌舞戏剧和手工技艺等方面。民间文学涉及范围较为广泛，主要有传说、故事、谚语、歌谣；音乐类有器乐、音乐、民歌等，遍布各个市辖区、地级市和县。从区域分布上来看，桂平市和平南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对较多。
　　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现状与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匮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实施主体主要以具有该项目技能的当地居民为主。[3]贵港市非遗技艺的学习多为师徒制，学徒想要系统地学习制作工艺，需要多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学习才能出师，在付出这样的时间成本下，得到的回报却入不敷出。同时，传承人还要考虑生计和社会价值，对非遗技艺的热爱也会逐渐消退。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传承人都能成为李子柒这样的公众人物，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最终会导致继承人的匮乏。[4]
　　继承人缺失不仅存在于贵港市，全国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都面临着该问题的严峻考验。根据实地走访调研，贵港市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偏大，大多数都超过了50岁，乡村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更是普遍超过60岁，年轻人占比较少。例如，贵港市东龙彩灯制作工艺十几道，每一项都要求精细入微，年轻人大多望而生畏不敢涉猎。类似困境也在平南牛歌戏、龙凤麒麟舞、师公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出现，传承人往往只能将目光投向子女，造成传承人数量少、传播范围有限的局面。同时，传承人“秘不外传”的思想认知，同样限制了非遗的传播。[5]
　　（二）保护性开发的创新性不足
　　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创新，存在浅层次开发、单一化开发等现象。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创新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体现在文化内涵，无论是自然生态旅游区或人文景区都需要突出其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6]旅游景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观念，仍然受传统旅游开发思维所影响，未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化内涵，未结合地方属性开发出适合不同游客类型和层次需求的旅游产品。
　　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单一。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和种类较多，但开发方式单一，缺乏深度和广度。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旅游半开发利用，甚至待开发利用的状态，如石龙壮族春牛舞、平南牛歌戏、南乡村南拳、平安蝴蝶舞等。在旅游开发利用形式上，歌舞类的非遗项目只有在节庆活动或盛典时才会进行，饮食产品则以土特产的方式呈现，研学旅游或者其他形式的体验项目不足。
　　（三）保护性开发与产业发展融合不够
　　贵港市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度不够，产品种类较为传统，缺乏现代生活的融入。受区位劣势、文化产业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影响，贵港市非遗产业集聚度较低。平南县北帝山景区的民俗表演主要有武术和空中杂技。相似的表演内容在其它山地型景区也有不少，既没有在此基础上深度开发，也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与旅游深度融合。仅仅为表演而表演的做法难以形成持久的旅游吸引力。深度开发和挖掘与当地文化相关的非遗体验项目，才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融入旅游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