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
律师同样负有向检察官开示相关证据的责任，例如涉及被追诉人罪轻或是认罪认罚违背意愿等证据，提高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降低认罪认罚反悔率，防止量刑建议实质上仅为检察意见。[13]有学者建议，对于仅有值班律师参与的认罪认罚案件，应当采取措施向被追诉人展示相关证据，[14]同时推动值班律师辩护人化，未来或许可以予以实践。
（三）加强执业监督机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需加强行业内的执业监督机制，这需要各地检察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等协同努力。首先，检察机关应构建一套完善的内部奖惩与追责机制，以提升检察官责任感。具言之，以奖励制度积极激励检察官投入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以监督问责制度确保检察官保持动力和高度警觉性，从而反面促进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针对律师，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应形成合力，强化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与管理，确保其执业的规范性与合法性。其次，未来应探索建立检察官和律师间的常态化互督互评工作机制，实现双方的有效监督。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及时向律师所属的事务所及协会、司法行政机关通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履行其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职责。当然，检察机关也需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如保证律师会见次数，保障认罪认罚成果正当化，并从审查起诉环节加强诉源治理，避免因检律间分歧导致新的诉源产生。对于检察官的履职情况，参与诉讼的律师可通过申诉、控诉等方式监督。考虑到律师权利的主要救济主体为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能否公正地处理律师权利受侵的申诉、控告还值得商榷，且目前关于律师权利受侵的再救济渠道尚未明确，律师对检察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救济方式缺失，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对律师权利的救济制度。[15]未来可考虑将部分监督权赋予专门机构，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及救济。最后，各地检察院和司法局也可以通过邀请律师参与学习培训等途径，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分歧的问题展开学习研讨。
结 语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动下，检律关系正逐渐彰显出协商合作的核心地位，无形中重塑着一种新型的检律关系。在此背景下，必须以平等对抗、协商对话和互相监督为逻辑起点，构建平等对待、良性互动、互尊互重的新型检律关系。然而，这种正当且合理的新型检律关系仍需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本文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仍有待进一步扩展和继续挖掘，未来或许可以围绕值班律师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进行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研究——以广州市实践为例》，载《法治论坛》，2017（02）：85-97页。
[2]邱文华、吕晓斌：《摒弃零和思维构建合作博弈的新型检律关系》，载《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第三届中国检察基础理论论坛文集》，2013：5页。
[3]白章龙：《对抗与协作：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律关系的反思与展望》，载《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第三届中国检察基础理论论坛文集》，2013：8页。
[4]王洪宇，周红：《新型检律关系之科学构建》，载《学术交流》，2014（10）：79-84页。
[5]常锋：《以新理念新举措推动新型检律关系——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研讨会观点综述》，载《人民检察》，2016（22）：34-37页。
[6]李益明、陈海军：《良性互动检律关系的构建思路》，载《人民检察》，2017（05）：75页。
[7]罗小喻：《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检律协商机制研究》，载《鄂州大学学报》，2022，29（05）：20-22+31页。
[8]邓恒、关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域下新型“检律关系”之构建路径》，载《中国法治》，2023（04）：34-40页。
[9]秦国文、董邦俊：《论“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新型检律关系之构建》，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03）：60-69页。
[10]刘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有效帮助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20。
[11]曹东：《论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03）：134-144页。
[12]吴宏耀、郭泽宇：《“能动检察”的法理基础与实践图景》，载《检察日报》，2021-12-16（003）。
[13]刘甜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05）：257-268页。
[14]龙宗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是控辩平衡》，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42（02）：5-22页。
[15]王梦环：《审判中心视野下的新型检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9。
作者简介
符加楠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三）加强执业监督机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需加强行业内的执业监督机制，这需要各地检察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等协同努力。首先，检察机关应构建一套完善的内部奖惩与追责机制，以提升检察官责任感。具言之，以奖励制度积极激励检察官投入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以监督问责制度确保检察官保持动力和高度警觉性，从而反面促进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针对律师，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应形成合力，强化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与管理，确保其执业的规范性与合法性。其次，未来应探索建立检察官和律师间的常态化互督互评工作机制，实现双方的有效监督。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及时向律师所属的事务所及协会、司法行政机关通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履行其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职责。当然，检察机关也需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如保证律师会见次数，保障认罪认罚成果正当化，并从审查起诉环节加强诉源治理，避免因检律间分歧导致新的诉源产生。对于检察官的履职情况，参与诉讼的律师可通过申诉、控诉等方式监督。考虑到律师权利的主要救济主体为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能否公正地处理律师权利受侵的申诉、控告还值得商榷，且目前关于律师权利受侵的再救济渠道尚未明确，律师对检察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救济方式缺失，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对律师权利的救济制度。[15]未来可考虑将部分监督权赋予专门机构，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及救济。最后，各地检察院和司法局也可以通过邀请律师参与学习培训等途径，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分歧的问题展开学习研讨。
结 语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动下，检律关系正逐渐彰显出协商合作的核心地位，无形中重塑着一种新型的检律关系。在此背景下，必须以平等对抗、协商对话和互相监督为逻辑起点，构建平等对待、良性互动、互尊互重的新型检律关系。然而，这种正当且合理的新型检律关系仍需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本文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仍有待进一步扩展和继续挖掘，未来或许可以围绕值班律师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进行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研究——以广州市实践为例》，载《法治论坛》，2017（02）：85-97页。
[2]邱文华、吕晓斌：《摒弃零和思维构建合作博弈的新型检律关系》，载《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第三届中国检察基础理论论坛文集》，2013：5页。
[3]白章龙：《对抗与协作：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律关系的反思与展望》，载《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第三届中国检察基础理论论坛文集》，2013：8页。
[4]王洪宇，周红：《新型检律关系之科学构建》，载《学术交流》，2014（10）：79-84页。
[5]常锋：《以新理念新举措推动新型检律关系——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研讨会观点综述》，载《人民检察》，2016（22）：34-37页。
[6]李益明、陈海军：《良性互动检律关系的构建思路》，载《人民检察》，2017（05）：75页。
[7]罗小喻：《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检律协商机制研究》，载《鄂州大学学报》，2022，29（05）：20-22+31页。
[8]邓恒、关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域下新型“检律关系”之构建路径》，载《中国法治》，2023（04）：34-40页。
[9]秦国文、董邦俊：《论“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新型检律关系之构建》，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03）：60-69页。
[10]刘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有效帮助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20。
[11]曹东：《论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03）：134-144页。
[12]吴宏耀、郭泽宇：《“能动检察”的法理基础与实践图景》，载《检察日报》，2021-12-16（003）。
[13]刘甜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05）：257-268页。
[14]龙宗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是控辩平衡》，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42（02）：5-22页。
[15]王梦环：《审判中心视野下的新型检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9。
作者简介
符加楠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