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但一个作家——一个成功的“侵入者”要想将自己的性格、气质、个性有效运用，发掘张扬，并让它大放异彩，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自己“审美境界”。这审美境界就是：“一个作家所具有的良知、道义、怜悯、诚挚等为主导的对人生世相的认知和看法。说它是审美，是因为这些方面关系或决定着你对美的判断和认知……决定着你小说的趣味和所可能达至的人生境界”。[6]
　　“外界的监督仅仅抑制的是一种伪饰，而终极的审定与审判只有在内心”，内省是人看清自己，看清人，看清人的本质，看清人生困境，看清人精神深处的彷徨和焦虑、痛苦与矛盾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内省就是向内心掘进，看到自己的好，也看到自己的阴暗；看清别人的阴暗，也了解别人的无奈与心酸：人在体悟的过程中，学会了体恤别人，学会了感恩、感动、秉持和诚挚。这就是仵埂所说的作为人的浩然正气，作为写作者“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7]的底气。
　　仵埂认为，一个在阴霾与冰雪中踽踽，甚至堕落的灵魂，怎么可能写出温暖明亮的文字？李星说仵埂“是从发现和影响人的心灵方面”建立自己的小说伦理体系的，并指出这一“小说伦理体系”的核心就是“作家应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健康的内心生活，是人类伟大精神和健康情感的传播者，应该有鲜明的爱憎和悲悯的情怀”。[8]李星把仵埂的文学批评思想比作他“自己稳固的基础阵地”，说仵埂往往是从自己的“文学理论的基础出发，去深入文本所涉及之审美现象”，指出“《论作家的内心生活》《小说的伦理精神》等，就是仵埂在建构自己批判的理论基础阵地方面的努力”。[9]周燕芬认为仵埂悟出了作家与笔下人物命运之间类似生命基因般的精神联系，由此可见，内省内修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坚守与悲悯的评论温度
　　对生命的深切认知和极大尊重，是仵埂文学批评最强硬又最温软的触碰点。
　　这首先体现在仵埂注重个体意志的坚持和保护。在仵埂的理解中，“自由地行驶天赋人权”是生命与生俱来无法消泯也不容抹杀的天性和权利。在他的批评中，无处不见对于“天赋人权”的赞美和呼唤。他赞美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卡门，说：“在淑女状态下，卡门是不会爆发出原有的生命光彩的，也不会再对何塞构成强烈的生命般的吸引和冲击。回归常态的何塞和卡门，会在常态里双双死亡”。[10]
　　他说那些真正构成人之所在的人，他们一定反抗了某种对自我的侵吞和腐蚀，从而保卫了真实的自我存在。比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柳永、王阳明、汤显祖、曹雪芹等等。他推崇王阳明最后的觉醒，说他终于明白了审定自己的是自己，而不是外在的什么；他赞赏陶渊明遁世疏离，竭力保留个人的人格天地，不让王权将自身同化了去。
　　他说人类的历史应该是人的“真实自我”得以圆满实现的过程，“个体的人最终完成的阶段”，就是人人皆可成佛的阶段。[11]他敬重身高不足1.2米的残疾人王庭德“这个世界无需仰视”的气概与勇气，说他“一次一次拒绝易走的路”，心里永远“盘踞着一个更为强大的执念：尊严”。[12]他赞美诗人薛保勤诗心良善明澈，说他是一个“敏感忧思，对人生世相有着超越性关怀的人”。[13]
　　他认为小说是“为个人低吟，为个人的命运伤感悲叹，或欢欣忧郁”，“小说就是个体生命意愿的解放”，“小说的天职是反对专制的”。[14]小说的使命就是一步一步逼向人的“真实自我”。[15]他称自我权利的觉醒为伟大的觉醒，说民众自我权利普遍觉醒之日，就是蓬勃伟岸的自发的民族力量形成之时。他说当人将关注焦点逼近个体命运本身时，实际上是在国家整体意志中解放个体。
　　其次体现在仵埂宽厚悲悯的普世情怀。仵埂认为，人类一直走在通往文明、通往理性、通往未来的大道上，但前进的脚步与速度却完全不同。有人可能因为一个生命契机，突然就开悟了；有人终生都不知觉自己的佛性。开悟也很少有人一下子大彻大悟，更多情况是不断痛苦、不断剥离、往复回环的过程。因此，人对问题的认知处在不同的层级，人有时候明白，有时候糊涂，这糊涂就是局限，就是蔽障，迷茫中人“无法担起自己的善恶，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6]
　　所以作为一个写作者，有必要、有义务让自己站得更高些，再高些。写作者站得越高，视野就越开阔，胸怀就越宽广，对人的未来越了然，也对人的当下越悲悯。“人性的深渊”“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多义与矛盾”“每一个个体生存中的泪水和无奈”[17]都会让人无法超然、漠然、愤然，人所能做的、需要做的，只有理解、宽容和关照。因此，仵埂“对作家主体的生命意识和美感经验极端重视”，是因为他对生命有着最深切的理解和最深情的感动，对人类、社会有着最美好的期待与最自觉的担当。
　　这让仵埂的评论充满了温热和柔软。《诗人小宛的世界》是仵埂为诗人范术婉写的悼文。他高度赞扬了小宛的“高贵精神”，赞扬了小宛周围那些因为钦佩、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