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甘愿为小宛付出的人的“精神高贵”，但最令人感动，最具温情的还是此文中列举的那个反面例子。“我可不要像小宛那样去生活。这位朋友年轻，正燃烧着财富的渴望，她见识了这一位‘清贫的艺术圣徒’，对文学热情消退并开始警惕。她那时候正热切地读着《穷爸爸，富爸爸》，做着发财大梦”。[18]从语言中，读者感到了暖暖的惋惜，深深的痛惜，和那想拉拽她于迷途的柔软。
　　以一种谦恭的姿态、悲悯的情怀关照人，关照生命，才有可能参透人性。仵埂在《小说结构与人的观念》里对弋舟的小说大加赞赏，说他给陕西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风。这新风就是他能“感知凡人的艰辛，叙述常人的无奈，表达命运的无常”，就是他“将视角完全放下来，平视他的人物，带着悲悯的心，关注这个被遗忘的层面”。他最后指出：“作家构架故事的能力，实际就是作家以自己的心来打量这个世界的能力，就是他在以自己的心量打量世界时，同时也是在结构作品。”[19]
　　评论者的批评个性
　　评论文章有了思想高度和情感的温度，文章的亲和力就出来了，让人舒服，让人愿意接近，这是写作者思想“侵入”读者心灵的第一步；评论文章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带着个体生命体悟的深度，能够沁入读者的心灵；评论文章有强势的质疑力，让读者感受到审美的多样性存在。
　　（一）“在场性”的亲和力
　　著名作家白描在《“在场”的阎纲》一文中把当代评论分为“在场”和“不在场”两种，高度赞扬了著名作家、评论家阎纲等评论家的“在场性”评论。他认为文学评论的“在场性”，是“主张贴近生活，贴近艺术创作实践，贴近艺术生发和创造规律，亲和作家，亲和读者”，认为“在场性”批评家是作家的良师益友，说他们“有些好作品，甚至在创作过程中就渗进了他们的心血。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对作家总会有启发，甚至有时会有醍醐灌顶，点石成金的功效”。[20]
　　仵埂以高深、高雅之气，谦恭平和之态——甚至讨教的态度，与读者相汇相融的“在场性”写作，充分体现出仵埂文学批评的亲和力。文如其人，正如仵埂所说，写作者的气质、气韵、思想、情感，都会像写作者的基因一样，只要提笔，它就不可避免地难以阻挡地要浸透他的文字。李星称“仵埂批评文风的显著特色”，就“是他谦谦君子的学人风范”，说他“总能以少带多，以小见大，言简意赅，深入作家作品的内在肌理，于细微中见思想精神，见语言神韵，见经营的苦心。以谦谦之心，讨教的心态，平等对话的方式，将高深理论，激情四射的审美体验，以温婉优雅的语言方式，传达给别人”。[21]
　　李星准确道出了仵埂文学批评的特点，揭示了仵埂文学批评力量之根本，而且“这种不强加于人的批评风范，既来自他教师职业循循善诱的习惯，又来自于他端严儒雅的人格修养和人格气质”。[22]李星还就仵埂“谦谦风范”可能引发的误解做了这样的解释：“这种学人风度，所带来的另一种可能，就是他常常被人误解的理论霸气不够。但是，文章的霸气即它的征服力，不正在于理论话语的说服力和在这话语背后的说话人的人格魅力之中吗？”阅读仵埂的文章，读者会不自觉地被吸引，没有被强加的压抑和被教导的不适，完全是在愉悦自在的状态中接受他的思想，而且大有裨益。
　　（二）个性鲜明的立场
　　仵埂的语言并不都是温和的、谦恭的，正如周燕芬在《批评家的文化立场与独立思想》所说：“一旦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仵埂下笔就没有任何的顾忌和迟疑，怀抱责无旁贷的批评使命，鲜明地昭示着自己的文化立场”。[23]周燕芬对仵埂的文学批评思想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认为仵埂2011年11月出版的评论集《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大体勾出了“仵埂文学批评较为完整的面貌”，《论作家的内心生活》和《小说的伦理精神》是《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评论集中极具思辨力量的两篇理论文章，“应该最能体现作者的文学观念和批评个性”。不仅以“立场”与“独立”醒目精准地指出仵埂“文学观念和批评个性”的特点，更在文中以“对作家与笔下人物命运之间的类似生命基因般的精神联系的揭示，更是悟出了作家创作个性生成的玄机”，[24]揭示了仵埂文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在《论作家的内心生活》和《小说的伦理精神》中，仵埂对莫言的《檀香刑》连续使用了“悚然震惊、纵恣得意、震惊恐怖、残忍的想象力、毛骨悚然、极其幽暗的心理状态”等词语，愤然之情溢于言表。在论述个性写作的时候，即使是文化巨匠，仵埂也是不讳其名，甚至用“当他们欢欣鼓舞为取得一统色彩而兴奋时，他人的沉默最后也堵住了自己的口”[25]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个性写作的追求与坚持。
　　（三）强势的质疑力
　　仵埂对于他文学批评思想的自信与执着，使他既敢发人之不敢发，也能发人之未能发。就《论作家的内心生活》和《小说的伦理精神》两篇文章，仵埂就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