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与盛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相悖的“偶在”与“模糊性效应”；在《小说的伦理精神》中，仵埂提出“模糊效应”，说小说应该有一个“灰色地带”“混沌状态”。模糊效应的提出，再次彰显了仵埂对人性繁复、个性多彩、各种矛盾与价值错综交织的真实世界的深切理解，和对文学必需建立“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创造咀嚼与品味”的可能的高度自觉。仵埂认为，在这灰色、模糊、混沌中，“容纳了人性展开的多向度，混沌里潜伏着大道，混沌里演绎着多彩，多重意味在读者心底蔓延滋生”。为直逼“真实自我”提供了多义的色彩，为引人发思，耐人咀嚼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此，当消除“偶在”和“模糊”，以“唯一真理”“唯一道德”框笵小说的思想，既隐藏着专制主义的萌芽，也让鉴赏变得一目了然，索然无味。
　　在《小说的伦理精神》中，仵埂以《围城》为例说明“偶在”和“模糊”时，这样写道：“命运就在这样的状态中，攫住了方鸿渐……三人在一丝一缕的兴冲冲交往中，在彼此情感的推移演进中，爱也一丝一缕地抽身而去，每人都想留住，但是如同绵绵秋雨，氤氲连雨丝也蔓延着哀动人心的氛围，浸泡着丝丝缕缕的迷蒙，让人觉得有某种东西在其中生成了。”[26]这段文字，作者的思想被隐去了，读者感觉到的只是淡淡地勾，轻轻地写，但随着他的勾、他的写，故事渐渐淡了、远了，人物的内心体验，酸辣苦甜却慢慢地涌出来。这时候读者突然意识到偶在的妙处、模糊的必要。
　　他否定了社会对女性作品的质疑，质疑女性写作经常遭到的批评——“女儿情长，视野狭窄”[27]或“是不是在男权话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评价尺度有问题”，[28]认为“女性眼界关注的恰恰就是个人命运的独特性、细微处，不以千百万人的欢呼而湮没个人的悲痛”。[29]女性文学的异质性正切近了人的解放，最属于自己的女性作家，也便最属于文学本身。
　　不管谦恭温和，还是强势质疑，体现出的都是仵埂对自己文学批评思想的自信与坚持，都是他对写作者作为“个性吟咏”“个性解放”和“伟大精神和健康情感的传布者”的深切了解和自觉，他无愧于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担当，亦无愧于他作为人的坚守。
　　评论者伦理守护与凡人视角
　　李星在高度评价了仵埂文学批评思想之后，这样写道：“学院派批评中道德正当的自信与坚守，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其考虑社会效果的正当性，没有必要放弃。但在从中看出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对自己职业操守的忠诚，对理想化之文学的守护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与生动的发展着的文学现实和审美的复杂多样性的一些隔膜”。[30]李星针对的是学院派，但因为整个文章是以仵埂为例，所以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李星对仵埂文学批评思想提出的不足之处。李星提到“发展着的文学现实和审美的复杂多样性”，这无疑是清醒和高阔的。但笔者认为，再发展，再多样，每一个写作者都只能写作一个面，一个段，甚至一个点。列夫·托尔斯泰说：“多么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在书写自己的片面而已。”这句话说出了一个事实，它承认人认知的局限，因而能够理解甚至赞扬写作中的那个带着写作者片面的个性。
　　仵埂说：“我反复告诉各位的是，这个世界只是你眼中看到的世界，这有点像佛家的思想。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就从材料化为艺术了，要用来构筑你的艺术。所谓的客观事件，是我用我的眼睛结构出来的属我的客观事件。”作为一个写作者，既要考虑自我的宣泄，更要考虑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未来。所以，为大众发声，为生命发声是文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一个写作者的良心与天职。而且，写作是个体的，但文学的效能是社会的，所以文以载道，文必载道。作为一个评论者，仵埂的关注点一直都在生命的尊严、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上。他不但在自己的理论文章里大胆发声，在写作实践上也是极力躬行。他在为戏曲演员陈淑玲《陈淑玲散文诗歌集》写的序中，称陈淑玲有信仰，有追求，有才艺，有情义，说她“将自己的平凡人生活得那样光彩，具有不凡的意义”。还有为乡村哲人孙培荣《演变论》写的序《乡村哲人孙培荣》等等。仵埂对“道德正当的自信与坚守”，让他总能发现普通人身上的光和美，发现生命进程中的光彩与力量，也同样能够发现并特别关注那些容易被主流忽略的问题。
　　《小说结构与人的观念》中仵埂对作家弋舟的凡人视角、凡人姿态大加赞赏，说他的短篇小说《出警》以“警察的孤独和警察关注对象的孤独”，消解了那种一般意义上构成的高大威猛的警察形象，那种轰轰烈烈的破大案、抓坏蛋式的影视式警察幻境，写出了片警的日常，日常中的繁杂忙乱、琐碎劳累，写出了现代人的心酸与无奈。在该文中，仵埂还特别分析了弋舟小说对“人物和物象”的把握，说“这个物象不是贴在人物身上的，它内生于人物性格之中，甚至和人物命运走向关联”，“物象与人物之间，各自沿着各自的路径走，有交叉又自有轨迹，天衣无缝。在相互关涉中人物产生变化，故事向前推进，命运有了位移和改变。这就叫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