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俑坑。
　　1976年5月11日，这是考古队又一个难忘的日子：在一探孔内发现了五花土（即人工动过的土层）。他们继续往下钻探，待探到5米深时，又发现了陶俑的残片，当时判断这可能又是一座新的俑坑。为摸清俑坑的范围和形制，考古队继续向四周扩大范围，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到同年6月初，就把坑的情况探查清楚了，并将之编为三号兵马俑坑。
　　三号坑的面积虽小，但内部结构复杂，陶俑的身份亦较特殊：俑与俑呈面对面夹道式排列，像担任警卫任务的卫士。因此，三号坑有可能是统率一、二号兵马俑军队的指挥部。
　　秦俑发掘之初，大家都以为一两周就能完成，谁也没想到越挖越多。袁仲一提出了十几个研究课题，供考古队研究。“秦俑浩浩荡荡，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一样，一个陶片就是一篇文章。”袁仲一惊叹道。
　　谜团一个接一个，越来越多的细节让这支浩浩荡荡的地下军团“复活”。
　　第一代考古队员几乎凝聚了一生的智慧在揭示秦俑的价值和意义，让历史恢复本来面貌。哪怕一个小小的突破都会让他们兴奋不已。久而久之，他们成为最熟悉、最懂得兵马俑的人。
　　漫长的考古生涯当中，最初那种单纯的“发现”的快乐，单纯的和秦俑对话的热情，一直在推动着袁仲一他们对秦俑的研究。
　　通过不断的挖掘和解开谜团，一个血肉丰满的地下军团慢慢呈现。“种种迹象表明，三号坑的结构复杂，警卫森严，当是统率军队的指挥部，名曰军幕。古文献中有关军幕的记载文字简略，对军幕的形状、内部结构和卫兵的部署等诸多情况都模糊不清，可以说三号坑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世人提供了关于古代军幕形象具体的实物例证。”袁仲一写道。
　　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记录者。陶俑从碎片到拼接、修复，最后完整地呈现出来，都像是救回了一颗遗失在太空的星星。袁仲一发现，一个陶俑，甚至每一块碎片，都透露出很多信息。破碎的陶片自己会说话，它们用一个个谜团引导着一代秦俑考古人不断深入历史，穿透历史去解锁它们穿越千年所携带的基因密码。所以，秦俑考古人成为秦史专家，似乎也是必然的结果。袁仲一说，“考古工作不同于挖宝，为了研究历史，恢复历史的原貌，在发掘过程中要极力搜集各种古文化的信息。有些信息稍不注意即会消失，那将是古文化研究的重大损失。”
　　揭开地下军团神秘面纱
　　考古队最初发掘出数量众多的武士俑，他们一个个看上去威武不凡，栩栩如生，而且每个武士俑相貌不同，甚至是千人千面。这些武士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他们包含哪些考古价值和历史信息？
　　揭开这个地下军团的神秘面纱，袁仲一和秦俑考古队员们几乎用了二十年时间。直到1994年，随着二号坑和三号坑的正式发掘，这支地下军团的完整的排兵布阵才呈现出来。威武之师，渐渐露出真容。
　　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的挖掘、清理、修复、整理。袁仲一和考古队的专家们终于得以从一个完整的视角审视这支地下军团的排兵布阵。
　　一号坑的方阵不是行军队形，亦非交战时的战斗队列，而是一个戒备森严、整装待发的队列。“阵不动不用为居阵”，因此一号坑军阵可名之曰居阵。一旦有战斗任务，只要将帅一声令下，这个“圜居方止”的大型军阵就会动起来，所谓“滚如风雷，触之者摧”；军阵一旦展开，又如“弯弧挺刃”，所向披靡。
　　二号坑军阵的布局呈曲尺形，因此可称之为曲形阵。一个具有前角、后犄的曲形阵，同样也是一个坚如磐石的军阵。四个小阵有机结合组成一个大型军阵，阵中有阵，营中有营；可分可合，分开可以各自单独作战，合起来则浑然成为一体。
　　三号坑也是一个惊喜。它的布阵是军队的殳仗队。面积虽小，但结构复杂，分为左、中、右三区。根据文献记载，王的先驱部队执殳为之开道，所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卫风·伯兮》）。关于殳仗队的实物资料以往还没有发现过，三号坑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考古的魅力在于，不知道哪一次不经意的“发现”就触动了自己和历史的对话。考古队员们在一号兵马俑坑的南边相距四五十米处，发现大面积的修建俑坑工人的临时住处，一座座类似蒙古包形的窝棚遗址。遗址内存留着灰土及烧土地面，个别的存有残碎陶器片，未见其他像样的遗物，说明其住宿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这些工人当时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服劳役的徒工，其中包括一部分具有较高技艺的土木工匠及一般的徒工。
　　1986年4月3日，考古队对一号坑进行第二次正式发掘，新开5个发掘方。此次发掘又新出土木质战车14乘，拉车的陶马56匹，各类武士俑千余件，各类青铜兵器及车马器万余件。
　　“对这5个发掘方出土的陶俑、陶马，我们没有再做修复，仍按出土的原状进行展示。这一做法受到广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