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在Ulrik Haagerup的启发下融入积极心理学的认知理念于新闻创新中，与Karen McIntyre（凯伦·麦金泰尔）两人于2014年联合提出了“Constructive Journalism”。之后的数年Ulrik Haagerup和Cathrine Gyldensted致力于将建设性新闻在实践中投入运用的经验带入专业学术体系。建设性新闻因其涵盖有多个要素且概念具有统摄力，边际辐射宽泛，有学者将其称为“伞式”[1]理论。还有学者将其称为弘扬向上的“积极”[2]理论。
　　Gyldensted与McIntyre将积极心理学融入建设性新闻中，以“积极新闻”的元素挖掘新闻报道，以重在解决问题的态度面对新闻报道，赋权于民、赋能于社会，多样化采访角度、包容性信源采集，以“行动者”介入新闻事件建设社会情绪，给人以激励、向上的提振、振奋力量。
　　（二）建设性新闻理念与我国传统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引导方针相耦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没有建立，彼时，政府依靠对媒体的引导来完成对公众的引导。媒体报道时，尤其是报道突发事件或负面消息时，往往受到“雷区”“禁区”的限制，报道内容几乎全部为正面报道，舆论引导公众的方式基本为歌颂、赞扬式报道。学者吴廷俊，夏长勇[3]将解放后至文革时期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方式总结为四种。第一种，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道以内参为主，信息接收主体为政府、党委主要领导，“可见”范围极小；第二种，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回避事件的灾害性和负面效应，以正面弘扬性报道取代负面新闻消息的发布；第三种，负面事件正面挖掘报道，负面新闻正面传播引导；第四种，突发事件回忆式总结报道。当然这一时期舆论引导的目的是巩固新生政权，这种封闭式的引导方式符合当时内忧（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依然蠢蠢欲动）外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伺机挑衅）的时代局势。解放初期的舆论引导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其宗旨之一是把负面新闻带来的对公众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创伤降至最低，给人以积极的正能量。可以说这一时段我国新闻舆论引导方向与建设性新闻中积极心理学的因素在实践维度上相耦合。
　　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公众接收新闻信息的内容更加多元。但“以正面报道为主，负面报道为辅”“弘扬主旋律”是我国传统媒体舆论引导一以贯之的方针，事实证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多元文化交织的社会背景下，“弘扬主旋律”激发了人们为实现美好生活目标而奋斗的正能量现实动力。这一时段“以正面报道为主”“弘扬主旋律”的舆论引导方针与以“积极新闻”为理论起点的建设性新闻在理论维度上亦相耦合。
　　（三）建设性新闻理念与我国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引导方向相契合
　　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介输出平台丰富多元，新闻舆论引导比以往难度更大。技术降维下自媒体和社交化媒体新闻生产、新闻传播、新闻消费门槛大大降低，去中心化的传统媒体舆论引导时常处于被动的尴尬境地。新闻传播环境越复杂、信息传播方式越多样，新闻舆论引导的责任越重大。以“社会责任”和“建设性”为核心理念的建设性新闻强调公民赋权，培养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搭建公共平台，关注公共利益，融合多种智媒传播形态和影像表达手法激发公众参与，促进社群协同解决社会问题。这与自媒体时代我国新闻舆论引导的方向相契合。
　　媒介技术进入5G时代，信息瞬时精准送达，信息传播路径空前畅通。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流媒体……等媒介，在时间轴和空间轴全方位覆盖式打开信息传播的通道，公众甚至不需要主动找寻，便能轻而易举的接收大量信息。此时已然成为信息过载时代，超负荷的信息量往往令普通大众很难甄选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而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新闻反转、谣言频发是信息过载的“副产品”。热点新闻一触即发，无障碍的信息通道瞬时能“引燃”任何一个信息的爆发点，处于信息过载中的受众很容易茫然跟着信息流“随波逐流”，给新闻舆论引导带来更大的难度。建设性新闻的伞式策略中包含的“方案新闻”认为记者报道新闻的心态应该乐观积极，即使报道的是负面消息。报道的内容应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参与新闻中提供信息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潜在方案，积极应对社会面临的各种难题。新闻报道功能方面更加注重媒体和记者的社会责任，以全人类公共福祉为目标，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相一致。
　　建设性新闻理念对我国新闻舆论引导的启示
　　“广播、电视、报纸”作为传统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引导的主体，承担着舆论引导“施动者”角色，媒体舆论引导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舆论引导的能力直接决定着舆论引导的效果，也是社会化媒介治理的主要抓手。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主体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广播、电视、报纸”转变为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大众”，舆论引导的主体变得更为复杂和庞大，但舆论引导的目标和任务始终不变。纷杂的舆论引导环境下更需要有着较强公信力的媒体承担责任，主动“发声”。借鉴Gyldens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