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倾向于在事业稳定、经济独立之后再考虑结婚和生育。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和伴侣的契合度，而非仅仅为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责任或传宗接代而结婚。因此，他们更可能选择晚婚晚育，从而减少了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使得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根据以往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家庭户规模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例如，自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平均家庭户规模显著缩小，从4.43人减至2000年的3.44人，再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2.62人。同时，独居现象日益突出，独居家庭数量快速增长，其占比逐年上升。
　　（三）家庭养老负担剧增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1.3%，预示老龄化、少子化加速。65岁及以上人口年增速1.82%，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减至12.91亿，全球占比降至13.3%。[2]老龄化严峻，延迟退休等对策尚待理论支撑。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养育成本不断攀升，大多数职业女性需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寻找平衡。她们不仅依然承担着家庭事务和子女照护的主要责任，还需协调工作、家庭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并时常面临职场的不公平待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生育观念，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职业能力和实现个人价值上。这一趋势客观上促使女性结婚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甚至有许多年轻人选择了“丁克”生活方式，放弃了抚养子女的责任。
　　（四）多种复杂现象影响婚姻稳定性
　　受到多重时代背景因素的交织影响，张苗苗学者（2012）提出，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正经历从单一、封闭到多样、开放的过渡阶段。③蒋平学者（2010）发现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冲击以及多元文化兴起的影响，当代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并出现了裸婚、闪婚等这些有时代特点的婚姻现象。[3]婚姻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基础，它的发展变化折射出时代发展的特征。陈发达（2016）发现随着8090后逐渐进入婚姻阶段，出现了“闪婚”“闪离”“蜗婚”“试婚”等各种婚姻现象，一些年轻人将婚姻视为人生中的一种投资或投机行为，④这不仅影响夫妻间婚后的幸福感，还对两个家庭的和谐关系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原有的家庭规范、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等方面均出现新的情况，空巢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断代跨代家庭等非传统家庭模式相继出现说明现代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都发生了巨大转变，离婚率升高、人口出生率放缓、养老难、家庭腐败、家庭暴力等诸多社会性问题和不婚主义、代孕、侵害未成年人等道德伦理问题，对中国社会和谐稳定产生冲击。
　　加强新时代家庭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国是传统的“家本位”国家，家庭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公民个人发展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进程加剧、国家意识形态面临多元文化思潮冲击、民族文化边界日趋淡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这样紧要的时代关口，习近平提出“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的新期盼新需求，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4]需高度重视家庭建设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积极应对青年婚育模式变迁所带来的新挑战。
　　（一）形成家庭生育友好氛围提高青年心理胜任力
　　破除青年人婚育困境，除需正确引导家庭观外，还需为其营造友好氛围，创设友好环境，为青年婚姻生育、组建家庭赋能。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年轻一代的家庭意识与婚育意向介乎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其生育意向也会呈现出“欲婚而不能婚”“欲生而不敢生”的与婚育行为与婚育态度相矛盾的状况。[5]青年群体的家庭观、婚育观和婚育意愿、家庭建设意愿都是可以被引导转化的。转变青年认为婚姻和生育是长期性低回报行为的思想，且对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的问题，要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态度和影响机制。
　　首先，应在更多的政策中纳入“家视角”、彰显“家温度”，推动实施普惠性支持政策，将家庭确立为公共政策的核心单元，旨在增强家庭及其成员的能力，激励家庭成员自主参与并积极推进家庭建设，从而最大化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功能与贡献。其次，国家和社会应为青年恋爱结婚、生育养育创造条件，例如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社会企业对未婚未育青年提供住房补贴，缓解青年经济压力，进而为青年选择进入婚姻赋能；政府为家庭生育发放生育津贴，用人单位对备孕和生育后复职的女性提供更多友好支持，大力推进“妈妈岗”，提升宝妈获得感和幸福感。此外，可以进行不同层面的渗透，例如通过宣传正面婚姻案例，展示和谐婚姻的美好，激发青年对婚姻的向往和信心，向青年群体传递正向婚姻观。全社会营造婚育友好型氛围，有效提高青年群体对家庭的价值认知，助推青年将婚育欲望变成实际的婚育行为，让青年想婚能婚、想生敢生。
　　（二）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提高青年家庭价值认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