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双方和平友好关系进一步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也增进了汉匈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文化交融。昭君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团结、向往和平的深刻内涵，以及展现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对友好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追求，对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起到重要作用，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题材。文化是旅游的价值吸引物，可以吸引旅游者参与到旅游实践中去。象征着民族团结友好的昭君文化，吸引着游客前来探寻对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或者说通过文化消费来认同或表征自己的身份需求。游客积极参与到昭君文化旅游实践中，不仅反映出人们对昭君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民族团结友好内涵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身份的找寻与塑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体现的正是一种共有身份关系和共有身份认同”。[4]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这一集体身份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增强人们对共同体身份的理解和承认。通过筛选和塑造昭君文化中表达集体身份认同的内容，在旅游项目上展现其中凝结的文化内涵与身份符号，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和学习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认可和认同，帮助建构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身份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昭君文化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重共有身份
　　中华民族共同体代表着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共享经历、情感上的共同追求与文化上的共有内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对包含多重共有身份的集体身份认同。昭君文化背后的客观历史渊源、民族情感凝聚以及文化精神内核，展现了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作为历史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共有身份，是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历史共同体：昭君出塞展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与汉朝和亲结盟，表示“愿婿汉氏”。掖庭待诏王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成为促进民族和睦相处的积极推动者。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给汉匈两族人民带来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和平生活，同时也给边疆地区带来了各种生产生活技术与经验，加强了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增进了彼此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学习，为民族间和平友好的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巨大贡献。王昭君去世后，她的亲属和后代继续参与到汉匈两族关系的交往中，致力于实现民族团结友好相处，足以见得昭君出塞的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
　　昭君出塞的历史佳话成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印证，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的早期形态。昭君出塞的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各民族世代传承的共同历史记忆，展现出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共同的交往经历。通过增强对昭君出塞故事的学习认知，有利于人们从中感知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脉络，理解中华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渊源。
　　（二）情感共同体：对王昭君的赞美怀念是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价值表达
　　1954年，内蒙古包头一带出土了雕刻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字样的瓦当，这是西汉时期为庆祝昭君出塞而制作的纪念品，足以证明当时普通百姓对此事的认可和颂扬，也反映出两族人民对和平景象的期盼和喜悦。昭君出塞两千多年来，其生平事迹一直被代代传颂，以昭君和亲为题材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数量众多、体裁广泛，历代诗词、戏曲、小说、散文以及音乐、舞蹈等都可见对昭君出塞及其本人形象的艺术再加工。内蒙古地区关于昭君的民间传说也丰富多样，时至今日依旧流传着“昭君娘娘”的故事。在《糜子和昭君蛇》的传说里，“王昭君给塞北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糜子籽儿，并教会了人民犁地种田，自此牧民才吃上了炒米”；《昭君的锦囊》讲述了“王昭君打开从故乡带来的锦囊，用里面的金剪和黄纸剪出了牛羊、草原和野花，拯救了正在遭受旱灾的匈奴人民”。[5]王昭君去世后，民众通过修建昭君墓表达对她的缅怀与尊敬，昭君墓葬遍及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数量达到了十几处之多。不管是留存的纪念物，还是民间传说等文艺创作，以及数量众多的昭君墓，都足以看出各族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王昭君的崇拜与怀念之情。
　　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事件在古代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并且时至今日仍被人们所传颂和讴歌，除了因为她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她深明大义、无私奉献的个人美好品格，以及为汉匈和平与民族团结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些都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民众对王昭君的感恩、赞美和敬仰，彰显出人们对生活和美的愿望憧憬，以及对多民族之间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