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群现象”全国性研讨会，陈忠实也应邀参加会议，他在会上深情地说：“我也可以说是西大的一个毕业生，一名校友。从走上创作道路开始，就受到西大中文系老师的指教、评论、帮助和引导。我是西大的走读生。第一个把我的作品推荐到北京的就是西大的教授，第一个撰写我个人文章评论的也是西大的教授……”大家对他挚情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刘建勋老师深深感慨，“多年来，陈忠实每到西大，都是西大学子有教求于他”。
　　第一期作家班开办之时，河南省作协主席张一弓就对河南来西大作家班学习的青年作家非常关注，他对魏世祥毫无保留地支持，并嘱咐他读完书一定要回河南，魏世祥和气又勤快，创作上也突出，就被大家选为了班长。第二期作家班招生的时候，魏世祥领来了苗纪道，并说这是“一弓大哥”给作家班推荐的人才，希望好好培养，苗纪道很有组织才能，又酷爱写藏头诗送给同学们，像大伙儿之间的黏合剂一样，他也成了二期作家班的班长，把班级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有代课老师说：“张一弓给咱送来了两个班长。”
　　在咸阳彩虹厂上班的王海听说西北大学作家班在招生，跃跃欲试，但身边的朋友都劝他说作家班要求很高，还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录取很是不易。王海为了达到入学要求，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不仅考试达到了分数线，还在报纸上连发三四篇小说，通过努力最终进入第二期作家班学习。王海评价说，那时他才意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他也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创作方面也有了飞速进步。他至今记得当短篇小说《鬼山》发表拿到800元“巨款”稿费时，高兴地请了全班同学吃饭。
　　朱文杰当时是西安市文联《长安》的编辑，看到第一期招生简章中，大专以上文凭才能报考的条件，因自己只有中专文凭，只能遗憾放弃。在第二期作家班招生时，朱文杰立即前往学校咨询中级职称是否能代替大专文凭问题，最终如愿顺利地考上了作家班。后来，当第三期作家班开始招生时，他又急忙打长途电话通知了铜川朋友刘新中，“逼”着刘新中来西安上学。朱文杰告诉记者，在读书的日子里，刘新中就住在他在《长安》编辑部的办公室，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是同上西大作家班，同住办公室，就连胃溃疡竟也是两人同时得病。有人和刘新中开玩笑说：“朱文杰跑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朱文杰胃溃疡，你咋也胃溃疡？” 朱文杰笑对：“这才是真朋友！”
　　三届作家班的学员几乎覆盖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他们才思敏捷、个性鲜明、能歌善舞，各路神仙人才济济。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将一生奉献给了文学创作事业，取得斐然成就，也由此形塑了“西北大学作家群”现象，为中国当代文坛添加了一抹亮光。
　　夹缝中的文人
　　作家班的许多人，为了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更好地补给文学、哲学、美学、史学营养，果断放弃了单位里提职提级机会，宁可不要工资，停薪留职，带着辛苦攒下的学费来到学校“充电”。穆涛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要想一下子理解作家班的“苦乐人群”是很难的事情，他们是“夹缝中的文人”。
　　吴克敬说，西北大学作家班给了他放下挑在肩上的木作担子，坐进了大学课堂和图书馆，聆听专家老师的声音，阅读前辈名家作品的机会。到学校交上2600元的学费和1200元的住宿费完成报到后，他便囊中羞涩，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还有几位同学与他境遇相同，都是清一色的农家儿女，既得不到公助，亦得不到私助，愁情困态只能自己解决。蒙万夫老师从每日寡淡的饮食上发现了吴克敬等人的潦倒，出主意让他把木匠工具带到学校，他帮助其在学校找个地方，利用课余和周日时间揽点活儿做，收入补贴生活。当吴克敬决定回乡下取家伙时，李康美却提议可以到企业去写点什么，说不定能换回几个子儿。蒙万夫老师对此大为支持，很快就联系上了一个宣传企业的报告文学集写作合同，并交给李康美去完成，而吴克敬又去宝鸡谈成了另一本报告文学的写作出版合同。
　　冯积歧告诉记者，那时虽然是一段艰难的人生旅程，但却隐藏着别样的温情。当年徐岳老师、肖云儒老师和吴克敬都曾写信叫他来西大作家班读书，吴克敬更是前后写过四封信，这些信件他珍藏至今，“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们给我搭了一架梯子，架了一座桥。”1988年，考上作家班前他借住在初中同学的办公室，1989年春节后到了陕西省作协，先借住王观胜的办公室，后来徐岳老师安排他住在肖云儒老师在南郊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用自行车推着一床单薄的被子找到了肖老师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凳子和两个短沙发，他只能将被子铺在地上席地而卧，西安正月的气温骤降零度之下，被窝里的他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拉肚子，早上7点多起来，还要疲惫地骑上自行车去西北大学上课。再到后来，他又辗转借宿在《延河》编辑部办公室，算是有了安身之地。西安的夏日同样难熬，三伏夜晚，闷热的实在无法入睡，他常常和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