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意义
化问题有了更现实的、切身的体会，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他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冬，魏野畴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一个陕西的中学生成长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者。
由此，魏野畴开始系统梳理自己的所学所思，迫不及待地进行创作，一面针砭时弊，一面想为中国找到未来的出路。1921年初，魏野畴已是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开始将多年所学融入对中国近代历程和中国社会走向的思考中，写作了《中国近世史》一书。因为临近毕业，书还没来得及出版，魏野畴便回到了陕西，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师。他为陕西的学生们带来了新的思想风气，开始推广科学的方法和理念，用自编教材教书，《中国近世史》的主张也在教学中传播开来。与此同时，魏野畴的做法也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批评，1922年夏他被迫离开咸林中学。这时，友人杨钟健从北京来信说，蔡元培看到了《中国近世史》的稿子，十分赞赏，愿意资助出版。魏野畴便趁机赴京修改书稿，但由于蔡元培从北大辞职离京，《中国近世史》仍未能出版。期间，魏野畴在京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陕籍旅京青年们一起创办进步社团共进社和《共进》杂志，发表大量政论和时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抨击陕西军阀，宣传社会改造思想，鼓舞青年参加革命运动。1923年，在李大钊、刘天章的介绍下，魏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回到陕西继续从事教书和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与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共分裂后，魏野畴也遭到了通缉，他到河南投奔了杨虎城所率国民革命军，随军到皖北从事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8日，他在阜阳领导了暴动，次日转战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年仅30岁。1930年，他的好友杨明轩、王子休等将《中国近世史》在上海的申江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分别出版，1932年开明书店再版了该书。从此，《中国近世史》便留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之作。
《中国近世史》展现的唯物史观及其内涵
诚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传播和为人们所普遍熟知的是唯物史观。”[2]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最早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和经济论三部分，而唯物史观是一切学说的根本。[3]《中国近世史》的典范意义和时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上。虽然魏野畴此时并未明确提出“唯物史观”，而且他的理解也比较简单，但他对新史学和科学方法的提倡，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关注，对整体历史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重视，都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痕迹。
五四运动时期人们理解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为经济史观，而且与进化论、科学技术连在一起，被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集大成。[4]魏野畴对史观和史学方法有强烈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新”和“科学”两个方面。他明确区分了新旧两种历史书写方式，追求一种整体的客观的有规律的历史。他认为，传统的史学是“旧历史”，记录朝代兴亡、帝王将相的事迹，“旧历史的内容，不外政治、军事、外交、迷信、专制等材料。旧历史中可以傲人的，只有恭维英雄伟人文学，排列名词时日的年鉴。”他批评道：“旧史家把伟人、文学、名词、时日，认为唯一的要素，竭全力去探讨，实在是大错！”魏野畴最痛心的是这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让人们无法认清历史的真相和走向，“最可笑的是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还是以朝代的兴亡做历史的分期的，把历史割碎为无数的断片、零块。”[5]
魏野畴则认为“新历史”应该是科学的，要符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他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指的是19世纪以来出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考古学等。“历史和他的这些姊妹科学结连起来，采取这些科学的原理、材料和方法，应用到人类的活动事实上，然后生成新历史——理想中的历史。”如他指出，达尔文进化论讲明了物种起源、生物进化的客观规律，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也不过是生物的一部分，人类活动自然也要遵循生物进化的规律，又因为人是有智慧的生物，故“人类不仅依着唯物的、被动的、有机的生物学说去活动，还依着精神的、自动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学说去演进的”。魏野畴看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双重作用，而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又是根本的力量。他所说的“新历史”是“久远广大的，继续不断的，物质思想两方面连结，活动、进化、进步的。”新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新历史的方法是“合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原理、材料”，像科学一样，“作历史实验”。[6]
该书特别注重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魏野畴认识到社会经济是历史变迁的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动力，是政治、外交、思想变动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国遭受侵略过程中的一点进步和一线曙光。他指出了近代经济的四个新现象，分别为“沿海沿江新城市兴起”“交通革新”“生产增加及矿产开放”“移民及垦荒”。他也看到了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剧变，将中国的社会阶级分为三类：官僚和读
由此，魏野畴开始系统梳理自己的所学所思，迫不及待地进行创作，一面针砭时弊，一面想为中国找到未来的出路。1921年初，魏野畴已是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开始将多年所学融入对中国近代历程和中国社会走向的思考中，写作了《中国近世史》一书。因为临近毕业，书还没来得及出版，魏野畴便回到了陕西，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师。他为陕西的学生们带来了新的思想风气，开始推广科学的方法和理念，用自编教材教书，《中国近世史》的主张也在教学中传播开来。与此同时，魏野畴的做法也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批评，1922年夏他被迫离开咸林中学。这时，友人杨钟健从北京来信说，蔡元培看到了《中国近世史》的稿子，十分赞赏，愿意资助出版。魏野畴便趁机赴京修改书稿，但由于蔡元培从北大辞职离京，《中国近世史》仍未能出版。期间，魏野畴在京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陕籍旅京青年们一起创办进步社团共进社和《共进》杂志，发表大量政论和时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抨击陕西军阀，宣传社会改造思想，鼓舞青年参加革命运动。1923年，在李大钊、刘天章的介绍下，魏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回到陕西继续从事教书和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与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共分裂后，魏野畴也遭到了通缉，他到河南投奔了杨虎城所率国民革命军，随军到皖北从事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8日，他在阜阳领导了暴动，次日转战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年仅30岁。1930年，他的好友杨明轩、王子休等将《中国近世史》在上海的申江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分别出版，1932年开明书店再版了该书。从此，《中国近世史》便留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之作。
《中国近世史》展现的唯物史观及其内涵
诚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传播和为人们所普遍熟知的是唯物史观。”[2]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最早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和经济论三部分，而唯物史观是一切学说的根本。[3]《中国近世史》的典范意义和时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上。虽然魏野畴此时并未明确提出“唯物史观”，而且他的理解也比较简单，但他对新史学和科学方法的提倡，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关注，对整体历史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重视，都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痕迹。
五四运动时期人们理解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为经济史观，而且与进化论、科学技术连在一起，被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集大成。[4]魏野畴对史观和史学方法有强烈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新”和“科学”两个方面。他明确区分了新旧两种历史书写方式，追求一种整体的客观的有规律的历史。他认为，传统的史学是“旧历史”，记录朝代兴亡、帝王将相的事迹，“旧历史的内容，不外政治、军事、外交、迷信、专制等材料。旧历史中可以傲人的，只有恭维英雄伟人文学，排列名词时日的年鉴。”他批评道：“旧史家把伟人、文学、名词、时日，认为唯一的要素，竭全力去探讨，实在是大错！”魏野畴最痛心的是这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让人们无法认清历史的真相和走向，“最可笑的是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还是以朝代的兴亡做历史的分期的，把历史割碎为无数的断片、零块。”[5]
魏野畴则认为“新历史”应该是科学的，要符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他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指的是19世纪以来出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考古学等。“历史和他的这些姊妹科学结连起来，采取这些科学的原理、材料和方法，应用到人类的活动事实上，然后生成新历史——理想中的历史。”如他指出，达尔文进化论讲明了物种起源、生物进化的客观规律，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也不过是生物的一部分，人类活动自然也要遵循生物进化的规律，又因为人是有智慧的生物，故“人类不仅依着唯物的、被动的、有机的生物学说去活动，还依着精神的、自动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学说去演进的”。魏野畴看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双重作用，而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又是根本的力量。他所说的“新历史”是“久远广大的，继续不断的，物质思想两方面连结，活动、进化、进步的。”新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新历史的方法是“合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原理、材料”，像科学一样，“作历史实验”。[6]
该书特别注重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魏野畴认识到社会经济是历史变迁的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动力，是政治、外交、思想变动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国遭受侵略过程中的一点进步和一线曙光。他指出了近代经济的四个新现象，分别为“沿海沿江新城市兴起”“交通革新”“生产增加及矿产开放”“移民及垦荒”。他也看到了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剧变，将中国的社会阶级分为三类：官僚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