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意义
书人、农工商、流民和盗贼，指出要通过革命思想、政治组织和经济革命，才能改变社会阶级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和阶级的变动中，魏野畴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他并未如当时一般的看法那样，将太平天国运动仅仅看作是一场叛乱，而是重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太平军不能和一般的乱党一样看待，因为太平军是革命的，有目的有组织的。”在分析清末历史时，他明确提出了“人民的活动”，具体体现在国内教育、留学生活动、政党组织和群众运动等方面，指出“由群众运动，才得感觉组织的政治的兴味。要真正建设民主的国家，总得看重这种群众的运动。”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加剧，他认为，“清政府的态度无论怎样都可，但我们人民实在由惊恐中又得到进一步的觉悟了。”之后对革命党和辛亥革命的叙述也重视各界人民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一般平民事实上没有像法国革命时巴黎市民和乡下农民那样破釜沉舟的冲锋陷阵，廓清民族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渣滓……所以革命告成以后便是中华民国前途之歧路了。”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群众的启蒙和动员则是扫清障碍的最关键转折点，如其所言，“战前的准备已经完竣了，造时势的大将军把大家都送上思想革命的战场。枪声作了，炮弹炸了，前线上打到了不少的死尸，思想革命的伟业必要在我们的手中完成的！” [7]
正是在这样的史观之下，魏野畴创作了《中国近世史》一书，但他著书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和方向。他的历史观不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8]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共同主张，魏野畴显然很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历史脉络之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王子休在给《中国近世史》写的序里说得很清楚，魏野畴“不但是一位治史学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和革命的实行者”，“把他满腔革命的热情，贯注到全书的各部，字里行间，处处隐含着无限悲愤的血和泪”。王子休指出这本书的优长之处是科学的方法、正确的目标、世界的眼光、文体的显明以及革命的热情。凡此五点皆意在指导、动员青年参加革命运动上，王子休强调这本书适合中学和师范学校做教材，可以增加知识、了解革命形势，增加个人的勇气，所以特别把这本书推荐给青年人们。[9]这也正是魏野畴进行创作的初衷，他在陕西各地教书时也正是如此践行的，宣传革命思想，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道路。
《中国近世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阐释
《中国近世史》的典范意义和时代价值还体现在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理解和独到分析上，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地勾陈了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变迁，充分地挖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魏野畴也成为最早对中国现代化的意涵做出深刻阐释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在历史分期方面，魏野畴接受清末梁启超等新史学倡导者们的观点，把历史分成上古、中古和近世三个时期。上古是到公元前二百年左右，中世是从秦汉到18世纪，近世则是18世纪以降。这三个阶段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从经济方面看，“循着一个弧线向前变化并进步”，而近世的特殊性在于，“西方的势力倒卷东来，打破我们长期的迷梦和黑暗，这实在是千古未有的奇局了。”他从思想文化、社会组织和经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历史进程，认为在思想方面经过了宗教信仰到哲学伦理的转变，在社会组织上经过了家族、部落到封建列国再到统一专制国家的转变，在经济上则经过了狩猎畜牧到农业生活的演变，进而从“世袭地主农”发展到“自由耕种农”。[10]魏野畴认为，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是此进程中更根本的因素，这与唯物史观相当契合。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近世”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魏野畴看到了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带来的划时代意义，但由于他正身处其中，未再继续向后讨论。但从今天来看，他对“近世”的理解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是相符的。这些看法在今日看来已是常识，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魏野畴就已经有如此见识，是先知先觉的。
在历史视野方面，魏野畴特别注重中西交通的历史，从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视角梳理历史线索，用大量篇幅梳理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列强侵略战争和条约制度的具体情况，并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不断觉醒的过程，凸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主题。他从新航路开辟开始算起，强调了西方在经济和宗教上对中国的影响，交代了鸦片战争前的全球化背景。之后按照近代的大事件梳理历史进程，分别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来侵和俄人在东北部的势力发展”“太平天国的起落”“捻回乱事和伊犁交涉”“内乱后的清政府和西南边地的丧失”“中日战争及战后各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社会状况经济的变迁”“古学术的研究及思想的变迁”“改革与反改革”“拳匪乱事与日俄战争”“清朝末年的中国”“中国的革命运动”“民国初年的气象”“欧战前后的中国”“文化之新发展”。
从全书纲目可以看出，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觉
正是在这样的史观之下，魏野畴创作了《中国近世史》一书，但他著书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和方向。他的历史观不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8]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共同主张，魏野畴显然很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历史脉络之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王子休在给《中国近世史》写的序里说得很清楚，魏野畴“不但是一位治史学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和革命的实行者”，“把他满腔革命的热情，贯注到全书的各部，字里行间，处处隐含着无限悲愤的血和泪”。王子休指出这本书的优长之处是科学的方法、正确的目标、世界的眼光、文体的显明以及革命的热情。凡此五点皆意在指导、动员青年参加革命运动上，王子休强调这本书适合中学和师范学校做教材，可以增加知识、了解革命形势，增加个人的勇气，所以特别把这本书推荐给青年人们。[9]这也正是魏野畴进行创作的初衷，他在陕西各地教书时也正是如此践行的，宣传革命思想，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道路。
《中国近世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阐释
《中国近世史》的典范意义和时代价值还体现在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理解和独到分析上，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地勾陈了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变迁，充分地挖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魏野畴也成为最早对中国现代化的意涵做出深刻阐释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在历史分期方面，魏野畴接受清末梁启超等新史学倡导者们的观点，把历史分成上古、中古和近世三个时期。上古是到公元前二百年左右，中世是从秦汉到18世纪，近世则是18世纪以降。这三个阶段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从经济方面看，“循着一个弧线向前变化并进步”，而近世的特殊性在于，“西方的势力倒卷东来，打破我们长期的迷梦和黑暗，这实在是千古未有的奇局了。”他从思想文化、社会组织和经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历史进程，认为在思想方面经过了宗教信仰到哲学伦理的转变，在社会组织上经过了家族、部落到封建列国再到统一专制国家的转变，在经济上则经过了狩猎畜牧到农业生活的演变，进而从“世袭地主农”发展到“自由耕种农”。[10]魏野畴认为，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是此进程中更根本的因素，这与唯物史观相当契合。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近世”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魏野畴看到了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带来的划时代意义，但由于他正身处其中，未再继续向后讨论。但从今天来看，他对“近世”的理解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是相符的。这些看法在今日看来已是常识，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魏野畴就已经有如此见识，是先知先觉的。
在历史视野方面，魏野畴特别注重中西交通的历史，从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视角梳理历史线索，用大量篇幅梳理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列强侵略战争和条约制度的具体情况，并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不断觉醒的过程，凸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主题。他从新航路开辟开始算起，强调了西方在经济和宗教上对中国的影响，交代了鸦片战争前的全球化背景。之后按照近代的大事件梳理历史进程，分别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来侵和俄人在东北部的势力发展”“太平天国的起落”“捻回乱事和伊犁交涉”“内乱后的清政府和西南边地的丧失”“中日战争及战后各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社会状况经济的变迁”“古学术的研究及思想的变迁”“改革与反改革”“拳匪乱事与日俄战争”“清朝末年的中国”“中国的革命运动”“民国初年的气象”“欧战前后的中国”“文化之新发展”。
从全书纲目可以看出，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