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治理：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会公众参与第三次分配提供可信任的渠道方式。
（四）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与甄别机制，合理约束受助群体
有别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更加复杂，人口基数更加庞大，是否应当给予援助的边界也更加模糊，加之在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调节背景下，施助方与受助方存在巨大的信息差，进而极易导致社会援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风险。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精准扶贫”理念在共同富裕进程中仍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运用家计调查、贫困指标观测、财务信息分析、大数据追踪等方式协调联动地对受助群体进行甄别，最大限度地减少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差，相对精准地识别出真正需要社会援助的对象。另一方面，受助群体也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可以通过对受助群体进行长期的观测追踪，对受助群体在接受捐赠后的行为进行合理的道德约束，避免他们挥霍浪费和再次因为主观因素致贫，同时也可以减少“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此外，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个人求助式网络众筹的行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明晰在众筹网络平台骗捐的法律边界，加大骗捐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社会整体的骗捐犯罪成本，为人人参与第三次分配营造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
（五）同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个人奋斗意愿
如今精神贫困日益成为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15]无论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是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调节作用，都需要同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一方面，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富裕，而是全面的富裕，在富裕的内涵及其发展中，特别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6]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本身就主要基于道德力量的驱动，“要靠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17]，促使社会个体之间互帮互助、互相奉献、互相分享，从而达到财富转移与资源平衡的社会调节作用，这也对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更不能存在“靠贫致富”的心理和“佛系躺平”的想法，相反，第三次分配为个人奋斗提供更好环境与保障的同时，也对个人奋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同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人民群众坚持奋斗的精神动力，才能够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
[1][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政策瞭望》，2021（6）：4-10页。
[2]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77页。
[3]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97（6）：13-17页。
[4]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8页。
[5]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9）：76-83+157-158页。
[6]李水金、赵新峰：《第三次分配的正义基础》，《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1）：103-113页。
[8][13]梁季：《税收促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2021（28）：34-39页。
[9][10][12]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Ideology,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 764+1092.
[11]王文静：《慈善参与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怀化学院学报》，2017（1）：72-74页。
[14]李晶、王珊珊：《社会资本慈善捐赠的所得税激励政策探究》，《税务研究》，2020（8）：120-123页。
[15]王爱桂：《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5）：44-50+107页。
[16]顾海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红旗文稿》，2021（20）：4-11页。
[17]张乐：《厉以宁教授关于“三次分配”的论述》，《中国经济评论》，2021（9）：88-90页。
[18]王名、蓝煜昕、王玉宝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3）：101-105+116页。
作者简介
徐世昊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四）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与甄别机制，合理约束受助群体
有别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更加复杂，人口基数更加庞大，是否应当给予援助的边界也更加模糊，加之在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调节背景下，施助方与受助方存在巨大的信息差，进而极易导致社会援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风险。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精准扶贫”理念在共同富裕进程中仍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运用家计调查、贫困指标观测、财务信息分析、大数据追踪等方式协调联动地对受助群体进行甄别，最大限度地减少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差，相对精准地识别出真正需要社会援助的对象。另一方面，受助群体也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可以通过对受助群体进行长期的观测追踪，对受助群体在接受捐赠后的行为进行合理的道德约束，避免他们挥霍浪费和再次因为主观因素致贫，同时也可以减少“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此外，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个人求助式网络众筹的行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明晰在众筹网络平台骗捐的法律边界，加大骗捐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社会整体的骗捐犯罪成本，为人人参与第三次分配营造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
（五）同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个人奋斗意愿
如今精神贫困日益成为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15]无论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是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调节作用，都需要同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一方面，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富裕，而是全面的富裕，在富裕的内涵及其发展中，特别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6]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本身就主要基于道德力量的驱动，“要靠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17]，促使社会个体之间互帮互助、互相奉献、互相分享，从而达到财富转移与资源平衡的社会调节作用，这也对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更不能存在“靠贫致富”的心理和“佛系躺平”的想法，相反，第三次分配为个人奋斗提供更好环境与保障的同时，也对个人奋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同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人民群众坚持奋斗的精神动力，才能够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
[1][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政策瞭望》，2021（6）：4-10页。
[2]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77页。
[3]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97（6）：13-17页。
[4]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8页。
[5]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9）：76-83+157-158页。
[6]李水金、赵新峰：《第三次分配的正义基础》，《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1）：103-113页。
[8][13]梁季：《税收促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2021（28）：34-39页。
[9][10][12]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Ideology,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 764+1092.
[11]王文静：《慈善参与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怀化学院学报》，2017（1）：72-74页。
[14]李晶、王珊珊：《社会资本慈善捐赠的所得税激励政策探究》，《税务研究》，2020（8）：120-123页。
[15]王爱桂：《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5）：44-50+107页。
[16]顾海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红旗文稿》，2021（20）：4-11页。
[17]张乐：《厉以宁教授关于“三次分配”的论述》，《中国经济评论》，2021（9）：88-90页。
[18]王名、蓝煜昕、王玉宝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3）：101-105+116页。
作者简介
徐世昊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