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据问卷显示，28.8%的渔民并不完全赞同禁渔举措，他们认为禁渔政策可以在长江干流和一级支流的中下游地区实施，但在长江一级支流的上游、二级支流以及一些小型河流等产鱼量不高的地区不应实施十年禁渔。
　　二是对禁渔“十年期限”认识不足。据访谈得知，一部分渔民依靠补偿款和打零（散）工度日，期待经过十年期限，国家会重新开放长江捕鱼，到时还继续回到长江捕鱼谋生。尤其是涉及成渝地区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2020年初就开始执行禁止生产性捕捞后，目前部分鱼类资源得到了显著恢复，出现了“鱼群如云、鱼跃鸟飞”的景象，从而导致一些渔民萌生返江捕鱼的想法，这对继续严格实施十年禁渔带来巨大挑战。
　　三是对禁渔“补偿政策”认识不足。据访谈得知，目前政府对退捕上岸渔民实行一次性资金补偿，补偿方式相对单一。由于缺乏投资理念和理财能力，大部分渔民将补偿款放在银行活期储蓄，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极少数用于投资创业，甚至一部分上岸渔民因子女教育或购房等原因拒绝购买养老保险。同时，由于获得了补偿款，极少数渔民经历找工作屡屡碰壁后不愿意再次工作，并认为退捕上岸是响应政府要求，政府理应对渔民生活进行终身兜底，“坐吃山空”后就有可能上访。
　　（二）生计资本短缺，退捕上岸转型难
　　一是年龄大、学历低、技能少，人力资本不高。据问卷显示：年龄方面，上岸渔民平均年龄51.7岁，50岁及以上渔民占总数的63.3%；学历方面，小学和文盲占59.4%，50岁及以上且学历为文盲和小学的占75.8%；技能方面，渔民均为半工半渔或半农半渔的兼职渔民，平均打渔年限23年，除打渔之外的生活技能欠缺，上岸退捕导致其原本生计活动受到一定程度损害。
　　二是耕地少、鱼禁捕、林禁入，自然资本受限。据问卷显示，近些年，因水电站设置、交通基础设施推进、城市拓展和各类园区建设，约有40%的渔民早先就是各类“失地”农民，加上各类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一些地区的上岸渔民的关键自然资本丧失明显，面临着向下看少地可耕种（土地被淹或被占）、向前看无水可捕鱼（禁渔上岸）、向上看无山可开垦（退耕还林）的困境。
　　三是信息缺、沟通少、交流弱，社会资本不足。据问卷显示：从家庭关系看，渔民主要以家庭（夫妻、父子）为单位进行捕鱼，且捕鱼家庭之间有较强亲属关系，出现“一起打渔则荣，一起上岸则损”的境况；从社会关系看，上岸后定居在乡镇和农村的渔民占90.8%，有直系亲属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渔民仅为11.1%，渔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较少，信息相对闭塞，沟通协调能力不足，社会关系网络较弱；从政治身份看，93.5%的渔民为群众，6.5%的渔民为中共党员，基层党组织在禁渔政策宣传和带动作用还需加强。
　　（三）就业质量不高，易成新型致贫群体
　　一是就业期望难满足。据访谈得知，受过去一直从事兼职渔民带来的便利，多数渔民希望在上岸地附近工作，但由于多数上岸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不能为上岸渔民提供充足又满足其就业意愿的岗位。同时，短期内禁渔给一些高度依赖渔业的上岸地带来较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导致上岸地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降低，渔民就业压力加大。
　　二是就业现状难维持。据访谈得知，50岁以下的渔民主要从事散工（或杂工），工作条件艰苦且不稳定，工资基本为1000~2500元/月；50~60岁渔民主要以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为主，基本工资为500~1400元/月，加上女性55岁、男性60岁的年龄限制，多数渔民只能工作两三年就会再次面临失业；60岁以上的渔民以无业、退休为主，渔民整体就业状况不佳。
　　三是就业收入难提高。据问卷显示，86.9%的渔民上岸后家庭收入低于上岸前家庭收入，由上岸前约9.2万元降至约3.1万元，减少了66.3%；同时，家庭年均支出约3.3万元，55%的渔民上岸后支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