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新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思考
“截至2023年,全区创建‘五个好’党支部3273个,影响带动317个重点村、99个软弱涣散村和586个后进村进位升级。”[18]
2、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取得新进展
实行积分管理、制定村规民约,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群众做乡村治理的“主人翁”。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实现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深入开展文明新风进万家活动,截至2023年,新疆创建国家、自治区级文明村镇96个和1294个,创建地级、县级文明村镇2367个和3381个,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点1万余个。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挑战
(一)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共同富裕任务艰巨
近年来,新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呈递减态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还处于较高位水平,差距缩小进度较为缓慢,加之,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影响,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任务艰巨。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内部增收空间有限。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依然是小农经济占主导,传统的养殖、种植业因分散生产不易形成适度规模经营,难以实现规模效应,面临生产成本高、投入产出低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等多重压力,导致农产品利润上升空间受限,农民增收动能减弱。二是农民转移就业收入增长乏力。新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一方面,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冲击和新冠疫情连带影响,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力,不利于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认知能力、技能水平、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从事入职门槛低的餐饮、建筑、快递等行业岗位不稳定,而在中高端产业难以满足用工单位需求,直接影响其工资性收入。三是脱贫人口中低收入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大。新疆一些脱贫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还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优势还没有很好转化为产业优势,使得南北疆农村内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突出,低收入人口收入不稳定,可能存在返贫风险。
(二)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整体性协同性不强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新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开始走向合理化,但在城乡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要素双向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整体性、协同性不强,阻碍要素资源下乡的障碍尚未完全清除,致使南北疆、城乡、农牧区之间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低。由于城乡土地配置方式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差异,新疆农村的闲置土地、宅基地和房屋等资源难以有效盘活,土地要素交易制度的不平衡进一步限制了这些资源价值的充分实现,导致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不高。二是乡村人才资源供给不足。新疆尤其是南疆农牧区,人才资源短缺,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更是极度匮乏。乡村劳动力技能结构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技术应用滞后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引才、留才问题突出,陷于乡村人才循环流失的困境。三是资本下乡的正向作用未充分显现。农业产业收益低、周期长,农村资源变资产渠道不畅,影响资本下乡积极性。有的企业在享受农业政策扶持后,出现挪用资金、打折扣等现象;有的投资主体盲目追求规模,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地方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造成资金兑付周期长,这些问题都影响资本下乡最大价值的实现。
(三)县域辐射带动作用有待提升
新疆地域辽阔,人口分布较为稀疏,城乡之间以县域为纽带还未形成多点有效支撑格局,整体发展层次较低,辐射带动能力十分有限,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化发展进程较为缓慢。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24%,比国家低6.92个百分点。其中,常住乡村人口1059万人,占新疆常住总人口的40.76%。南疆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交通出行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等制约因素,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新疆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依然较大,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很大潜力。二是产业整体发展不充分。南北疆地区县域产业发展
2、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取得新进展
实行积分管理、制定村规民约,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群众做乡村治理的“主人翁”。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实现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深入开展文明新风进万家活动,截至2023年,新疆创建国家、自治区级文明村镇96个和1294个,创建地级、县级文明村镇2367个和3381个,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点1万余个。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挑战
(一)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共同富裕任务艰巨
近年来,新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呈递减态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还处于较高位水平,差距缩小进度较为缓慢,加之,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影响,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任务艰巨。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内部增收空间有限。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依然是小农经济占主导,传统的养殖、种植业因分散生产不易形成适度规模经营,难以实现规模效应,面临生产成本高、投入产出低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等多重压力,导致农产品利润上升空间受限,农民增收动能减弱。二是农民转移就业收入增长乏力。新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一方面,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冲击和新冠疫情连带影响,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力,不利于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认知能力、技能水平、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从事入职门槛低的餐饮、建筑、快递等行业岗位不稳定,而在中高端产业难以满足用工单位需求,直接影响其工资性收入。三是脱贫人口中低收入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大。新疆一些脱贫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还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优势还没有很好转化为产业优势,使得南北疆农村内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突出,低收入人口收入不稳定,可能存在返贫风险。
(二)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整体性协同性不强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新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开始走向合理化,但在城乡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要素双向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整体性、协同性不强,阻碍要素资源下乡的障碍尚未完全清除,致使南北疆、城乡、农牧区之间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低。由于城乡土地配置方式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差异,新疆农村的闲置土地、宅基地和房屋等资源难以有效盘活,土地要素交易制度的不平衡进一步限制了这些资源价值的充分实现,导致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不高。二是乡村人才资源供给不足。新疆尤其是南疆农牧区,人才资源短缺,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更是极度匮乏。乡村劳动力技能结构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技术应用滞后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引才、留才问题突出,陷于乡村人才循环流失的困境。三是资本下乡的正向作用未充分显现。农业产业收益低、周期长,农村资源变资产渠道不畅,影响资本下乡积极性。有的企业在享受农业政策扶持后,出现挪用资金、打折扣等现象;有的投资主体盲目追求规模,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地方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造成资金兑付周期长,这些问题都影响资本下乡最大价值的实现。
(三)县域辐射带动作用有待提升
新疆地域辽阔,人口分布较为稀疏,城乡之间以县域为纽带还未形成多点有效支撑格局,整体发展层次较低,辐射带动能力十分有限,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化发展进程较为缓慢。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24%,比国家低6.92个百分点。其中,常住乡村人口1059万人,占新疆常住总人口的40.76%。南疆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交通出行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等制约因素,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新疆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依然较大,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很大潜力。二是产业整体发展不充分。南北疆地区县域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