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意识较为淡薄，逐渐呈现出以下三点特征：第一，入城动机从“生存需要”转变为“发展需要”。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长环境、生活质量都有了很大程度提升，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同感普遍更强。在进入城市后，他们的眼光不再仅仅局限于生存需要，而往往更看重自己在城市社会的发展前景与价值实现。第二，对融入城市的要求高。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自我认同度、精神需求都比较高，仅是职业身份的城市融入还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还涉及到社会身份、行为意识、心理归属等多层面融入。第三，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并未完全消除，社会排斥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农民工自身甚至出现了自我排斥，处境不易。新生代农民工承认自己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因长期在外求学生活，已经不适应传统农村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始终对城市社会保有憧憬与向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城市发展随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与我国城市（镇）化道路问题交织在一起，如何应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治理变革困境，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水平与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治理变革困境
　　城市社会变迁客观上形成了农民工的特殊环境。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促使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人口结构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变化，农民工群体内部逐步出现明显代际分化。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原有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放宽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21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措施，掀起了新一轮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与转移的高潮。“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5]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然而，他们在权益保障、生活质量方面仍不如城市居民，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在其融入城市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治理困境。
　　（一）基本权益保障范围局限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主要通过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参与、住房权益的情况来体现。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首先要完成初步的生存适应，找到工作，付出劳动，获得可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收入，通过租赁或购买住所，才能更好地在城市生存下去。2014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但目前并未完全剔除制度的身份功能，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待遇差别明显，区隔化现象严重。[6]
　　在劳动保障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相较于城市居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普遍具有“重、脏、苦、累、险”的特征，虽然我国很早确定了8小时工作制度，但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8.7小时，37.3%的农民工日工作超8小时，84.4%的农民工周用工超过44小时，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拿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甚至更少的工资。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也是侵害被用工者权益的重要问题，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百分点，且存在不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
　　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比例已经逐年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其在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参保率均有显著差异。根据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问卷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保率为53.7%，城镇职工为69.3%。[7]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工作场所条件相对较差，工伤保险必不可少。而相较于城镇职工98.2%的工伤保险参保率，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