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安失业问题与救济安置研究(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全面接管城市工作,面对严峻的失业现状,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西安市适应经济发展与民众需求,不断调整和改进失业救济政策,政府前期通过发放救济金、以工代赈、还乡生产等方式紧急减缓就业压力,开拓就业渠道;后期通过经济发展创造新岗位,转业训练扩大失业者自寻职业和生活出路的可能性,并通过政治文化教育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不仅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稳定社会秩序,最重要的是在救济和安置失业过程中形塑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拥护与认同。
陕西地处我国腹地,西安作为其省会,是西北政治经济的中心。新中国初期,西安市失业问题严峻,治理失业成为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本文以西安市的相关档案资料为基础,以失业工人为研究样本,展现国家政策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调整与融合。研究这一时期以失业工人为代表的城市民众对新中国政权认同的过程,有助于了解新中国初期在西北欠发达地区如何通过处理失业问题提高社会改造能力和构建新政权认同,也有助于完善中国现有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障体系,建设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城市治理范式。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初期治理城市失业问题是中共民生工作的首要任[1]务, 有效救助失业者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减轻了社会压力,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2]然而,目前城市认同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对西北城市研究尚不充分,研究转型时期的非典型城市可以更立体地展现国家方针政策的基层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安市民失业原因探讨
西安失业现象历史悠久,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经济重心东移,西部地区工业日渐没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安面临大量工厂停工和工人失业的严峻挑战,其成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工业基础薄弱是根本原因。自抗战以来,西安工业持续衰退,政府接管时,西安几乎成为一个消费型城市,工业基础极其有限,以一个国营电厂和少量大型私营工厂为主,其余多为手工作坊。1948年数据显示,失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其次,国民党军队的掠夺性破[3 ]坏加剧了失业问题。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当地工业进行了严重破坏,导致生产停滞,工人失业严重,许多人不得不转行做小生意或杂役。再次,通货膨胀也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因素。国民党撤离前大量抛售物资,导致物价飞涨。上海物价波动对西安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银圆之战”和“米棉之战”后,西安物价暴涨,小麦价格上涨53.5倍,棉花上涨61倍,[4]煤炭上涨59倍, 虽然后来得到控制,但高通胀导致的虚假购买力消失,
陕西地处我国腹地,西安作为其省会,是西北政治经济的中心。新中国初期,西安市失业问题严峻,治理失业成为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本文以西安市的相关档案资料为基础,以失业工人为研究样本,展现国家政策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调整与融合。研究这一时期以失业工人为代表的城市民众对新中国政权认同的过程,有助于了解新中国初期在西北欠发达地区如何通过处理失业问题提高社会改造能力和构建新政权认同,也有助于完善中国现有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障体系,建设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城市治理范式。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初期治理城市失业问题是中共民生工作的首要任[1]务, 有效救助失业者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减轻了社会压力,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2]然而,目前城市认同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对西北城市研究尚不充分,研究转型时期的非典型城市可以更立体地展现国家方针政策的基层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安市民失业原因探讨
西安失业现象历史悠久,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经济重心东移,西部地区工业日渐没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安面临大量工厂停工和工人失业的严峻挑战,其成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工业基础薄弱是根本原因。自抗战以来,西安工业持续衰退,政府接管时,西安几乎成为一个消费型城市,工业基础极其有限,以一个国营电厂和少量大型私营工厂为主,其余多为手工作坊。1948年数据显示,失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其次,国民党军队的掠夺性破[3 ]坏加剧了失业问题。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当地工业进行了严重破坏,导致生产停滞,工人失业严重,许多人不得不转行做小生意或杂役。再次,通货膨胀也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因素。国民党撤离前大量抛售物资,导致物价飞涨。上海物价波动对西安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银圆之战”和“米棉之战”后,西安物价暴涨,小麦价格上涨53.5倍,棉花上涨61倍,[4]煤炭上涨59倍, 虽然后来得到控制,但高通胀导致的虚假购买力消失,